5月下旬，天津第21批援刚果(布)医疗队即将光荣归来，第22批医疗队也将踏上征程。早在50年前，中国政府第一次向非洲派遣了医疗队伍，也从此开启了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历史。从1967年起，天津市先后向刚果(布)和加蓬派遣医疗队。在那片遥远古老的土地上，中国的医生带去了先进的西医技术、传统的中医药技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很多解除病痛后的笑容，当地居民看到他们会大声用中文说“你好”。他们用自己的付出点亮了非洲人的希望，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人性的光辉，搭起了中非友谊的桥梁，他们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与此同时，天津援非医疗队深入到那里，都要面临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战乱、疾病、艰苦环境，此外还要承受对家人的思念。然而这些并没有阻挡一批批医疗队员奔赴非洲的脚步，有些队员甚至两次、三次赴非工作。是什么信念让他们坚持下来？在他们的故事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没有上下班概念

　　有病人就是工作状态

　　援非医疗队队员都是从三甲医院抽调出来的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在国内，一个外科医生要做手术，必须形成一个班子，一个助手团队，在手术室有麻醉医生，有跟台的护士，下手术室以后由病房的护士把病人接回来，而医生只是做专一的医疗工作。在非洲就不一样了，所有的医疗器械不成系统，医疗团队完全靠医生自己的组合，医疗体系需要医生重新适应。比如，医护人员短缺，外科医生做手术时，妇产科医生、骨科医生要帮忙，放射科医生必要的时候也要上去帮忙。比如即将手术，手术器械要消毒，可是所在医院没有消毒锅，要到当地其他医院借用消毒锅。比如在加蓬，治疗是免费，但是药品、纱布都要病人自己去药店买。当地的医院和药店并不都是每天营业，而在非洲的中国医院每天24小时营业。当地报纸每周五都会刊登哪家药店周末值班，所以医疗队每到周五都一定要把报纸留好，还要了解全市药店的位置。加蓬药品为国家配给，但是供应量非常少，我国每年都会提供一些医疗药品援助，帮了很多忙，但是还有缺口。

　　即便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医疗队员们依然通过自己的医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969年，援非医疗队在刚果为一位63岁妇女成功地切除了30斤的巨大肿瘤；2003年时，一名五官科医生将自己治疗中耳炎的专利技术带到了非洲，因为那里是热带，中耳炎的发病率很高也难治，等到他工作2年之后，当地的中耳炎患者少了很多；2009年，医疗队运用传统中医针灸疗法配合康复训练，让一名因脑疾后遗症而瘫痪的加蓬孩子重新站立……

　　援非医疗队员24小时都在随时待命，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上下班概念了，唯一的概念就是有病人和没有病人，有病人就是工作状态。有一次，援加蓬医疗队接收了一个在海边被狗咬伤的孩子。虽然路程很远有十几公里，中途还路过一个当地的大医院，但家属还是带着患儿直奔医疗队。那个孩子的伤口很深，都被咬烂了，一些队员本来在休息，但听到值班医生报告情况紧急，医生们马上从宿舍赶回医院，为孩子进行手术，清理伤口，缝合创面，注射疫苗，观察病情发展，直到孩子情况稳定。像这种工作状态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更没有任何怨言。累吗？当然累，条件也艰苦，但他们有一种成就感——在国内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到了援外医疗点他们便有了一种责任感，他们是代表中国医务工作者为非洲人民服务的。

　　截至2012年，天津市卫生局共派遣38批医疗队、合计1053名医疗队员赴非洲执行援外医疗任务。40多年来，共诊治门诊病人763万人次，住院病人52万人次，实施各类手术16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1.3万人次。这些年来，援非医疗队一直是在缺少医疗设施、缺少医疗设备、缺少医疗器械、缺少药品、缺少工作团队的环境下工作的。

　　去过医疗队的人可能回来都有一种感受，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非洲情结。队员们通过援外工作，和当地人产生语言、文化、情感的融合，最终将个人的得失看得很淡了，医生们得到的回报是信任，对医生来讲这可能是最高的荣誉。曾经三次援非的天津医院副院长张玉新说：“一个病人到你这里看病，你给出的所有治疗方案他都无条件地接受，你征求他的意见时，患者会说‘你说怎样好就怎样’，我觉得这种信任不只是对医生的，他们信任的是中国。”

　　硝烟战乱中的后方支持

　　“我们的心愿就是他们平安归来”

　　梁宗禹是天津市卫生局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从1996年开始，他正式负责援外医疗的组织与支持工作。几十年来，一批批医疗队从奔赴非洲到平安归来，他的心也一次次牵走又归来。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为医疗队提供后援保障，尽量满足他们的生活工作需求。队员们远赴他乡，我们和他们的家属一样，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能平安归来。”自从做了这份工作，梁宗禹和同事们最怕半夜接到来自非洲的电话，因为那肯定是医疗队出现了紧急情况，生死攸关。有一件事，梁宗禹至今记忆犹新。

　　1997年6月，刚果内战爆发，当地局势陷入混乱，医疗队驻地房屋被严重破坏，医疗设备、药品被洗劫一空。“人呢？人怎么样了？”这是梁宗禹得知刚果内战消息后最担心的。接报后，市卫生局领导指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所有在外队员的安全，并且让梁宗禹和同事们24小时轮流值班，守着局里当时唯一一部国际长途电话。

　　那个时候，通讯、网络都不发达，一个国际电话可能要半天才能接通，更何况是与战乱国家的通讯。一天后，从刚果大使馆传来消息，医疗队与使馆人员会合，已经撤离。梁宗禹记得当时办公室里已经挤满了医疗队员的家属，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然而，没过一天，刚果又传来消息，有5名队员失踪了。梁宗禹已经记不起自己是如何将这个消息告诉那5名队员家属的，但是那一双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的恐惧与担忧，他至今难忘。此后，每天都有队员家属来询问刚果的消息，然而十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关于失踪队员的消息传来。

　　一天夜里，正在值班的梁宗禹终于听到了国际电话的铃声，电话里传来当时加蓬医疗队队长的声音：“刚果的那几个队员在我们这儿呢，他们都没事。”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如果不是半夜，梁宗禹真想立刻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到每一位医疗队员的家属。

　　佟玲是5名没有及时撤离的队员之一，她事后回忆说：“意识到发生战乱，医院已经开始骚乱，我们给病人换完药，马上集中在分队长身边听从指挥，统一行动。当时已经可以听到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我们发现去使馆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了，一些车辆都向市外方向疾驰。为躲避市区的混乱，大家决定到位于北部郊区的医院院长(当地人)家里暂时躲避。在出市区的路上，随处可见设置的军事障碍和武装人员持枪把守。大家快抵达时，突然出现两个持枪的所谓民兵，他们迎上前来很蛮横地让所有人下车检查，当时大家心一下凉了半截，因为他们不是正规军，不懂外事政策，管你是哪个国籍人，一概例行公事。辗转到了院长家，那是一个没水没电话的小村庄，地方很小，我们只能睡在屋外，白天苍蝇踪，晚上蚊虫叮，还要忍受酷热和恐惧。由于事发突然，队员一点儿饮食和衣物都没带，而院长家也没有多余的食品，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个香蕉充饥。几天后，我们想试着离开，刚一走出院子，一梭子弹就打在了我们脚下。大家只能继续这样熬着，直到当地政府军和反对派停火。后来，在当地维持治安的法国军人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想到了天津在加蓬还派有医疗队，于是他们安排我们乘坐军事运输机离开刚果，转机到达加蓬，并通过加蓬大使馆与加蓬医疗队取得了联系。”

　　梁宗禹说，无论从事业发展、薪酬待遇，还是家庭生活质量方面来看，医疗队员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解决援外医疗队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让家属放心。

　　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疾病艰苦中锻炼出“全能战士”

　　梁宗禹告诉记者，与战乱相比，疾病会给医疗队员生命带来更大的威胁，由于非洲医疗和卫生条件很差，如疟疾等热带病发病率非常高。比如当地自来水质量差，水源经常会携带虫卵、病菌，污水容易孳生苍蝇、蚊子，造成疾病传播。队员们都不在室外晾晒衣物，就是怕孳生虫卵。为此，每批队员赴非前，卫生局都会将防疫工作尽量安排周全，比如接种疫苗、提供消毒设备等。此外，当队员罹患恶性疾病，后方保障部门将“以人为本，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队员生命”。2005年，援加蓬医疗队队员曾宪津在工作时肾结石急性发作，在20个小时之内就出现肾衰的症状，情况非常严重，但是他又身在距离加蓬首都600公里以外的中加友谊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经大使馆、卫生部、市卫生局等部门紧急联系和安排，最终租用了一架私人飞机将曾宪津送往加蓬首都抢救，做血液透析，保住了生命，病情稳定后，及时安排他乘机回国，抵达国内当天就紧急手术，最终转危为安。每天都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治疗，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这就是医疗队工作的一个特征。

　　上世纪80年代，医疗队办公室年久失修，漏雨严重。医疗队员正在工作，屋顶上的灯罩砰的一声就下来了，因为水积满了。有的医生看病时，时不时就要往旁边挪挪，因为原来那个地方漏水了，有时候一上午就得围着屋子转，最惨的只能在门口看病。有时，晚上来急诊病人时，却突然没电了，把汽车发动起来，用汽车的车灯照明给病人做治疗。

　　张玉新说：“我第一次去加蓬时是32岁，出了学校门就进了医院门，做的都是局部的专业工作，在非洲工作2年之后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应变能力强了，在那里很多事都要你自己想办法，我使用的医疗设备坏过，生活用品像空调、冰箱、洗衣机都坏过，根本就没有维修人员，只有自己鼓捣。一次放射科的洗片机坏了，一看是主要部件的齿轮磨损造成的，想办法吧，把不是主要的轮调到主要的轮上，减少机械附属环节来保证主要环节，终于修好了洗片机。另外还有一个笑谈，医疗队有一个铝锅，队员每天用它来蒸馒头，这个铝锅漏了，你说怎么办，当地也没有合适的材料，总不至于回国买个锅来吧。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易拉罐，铰成了相应的形状，两头都给锚固上，找点石膏粉调调就给堵上了，最后又换成了油漆加固，那个锅到我离开加蓬的时候还用着呢。”

　　在非洲，处理任何小事都可能遇到大麻烦。而医生在患者面前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无助不安，因为患者对你是非常信任的，可以说医疗队的工作已经超过医生日常工作的范围了，要处理业务上的关系，医生和患者方面的关系，要面对很多非医疗的因素。有一次加蓬当地一个海关警察来医疗队看病，没钱买药可是还病得特别重。也不能让他走啊。应该用3支药，医生们在队里给他找到了2支，后来又通过电话联系到一位手中有药品的黑人医生。但是不巧黑人医生没在家，于是医疗队开车先去接那位医生，再取药，最后总算把药凑齐了。还有一次，加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肚子疼得受不了了，医疗队没有超声波设备，只能靠医生的经验来诊断。有句话叫内科怕脑袋疼，外科怕肚子疼，肚子疼的因素很多，先是了解情况，再做实验性的治疗，排除了胃炎和肠梗阻，是不是肿瘤就没有办法判定了。怕隐藏症状所以不敢用药，用中医针灸做一些辅助治疗，等病情逐渐平稳后，了解到他这是由当地的一种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

　　张玉新告诉记者：“在非洲，人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差，比如说我们去卫生部见部长或主任，从早上8点半能等到中午12点，他不来我只能起身回家，下午再去，有时候甚至要用一周的时间等他，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常态。我们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工作的规律和节奏的，并在其中学会了适应。面对那里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你要主动去适应它，不适应的话什么也干不了。”

　　为当地人服务，也为华侨服务

　　条件的改善使工作做得更好了

　　随着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医疗队的工作生活状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第一批援非医疗队的工作状态最艰苦，当地特别热，也没有电风扇，房子是用铁皮做成的，到晚上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应对的办法只能拿汽油桶灌半桶水坐在桶里面。到雨季打雷的时候，好像就在头顶上打雷一般。上世纪80年代，医疗队宿舍变成平顶的房子，但是仍然没有节能和保温功能，灯泡用不了几天就坏了，这是因为屋顶的温度太高。如今医疗队生活条件好多了，宿舍里会配备电扇、空调。

　　此外，通讯条件的改善也为医疗队员的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上世纪80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信件的往来总有一个极大的时间差。走国际邮政很贵也不太方便，队员只有让准备回国的人将信带到国内再邮寄。比如说队员在1日托人带一封信回国，那么亲属在15日至20日收到信，写完回信通过国际邮政寄到加蓬，当地邮政想起来了可能两三天就将信放到信箱里，要忘了的话可能就要8天到10天了。这样一个循环大概要一个多月，而在这段时间里，第二封信又会寄出，所以信里说的事老也对不上。因此队员哪天写的信，里面说的什么事情，都要做记录。到本世纪初，医疗队有了网络，虽然网速不太好，有时一封邮件上午发的下午又给退了回来，但总比以前条件好了。如今，网络条件就更顺畅了，网上聊天、与家人通话都可以，遇到疑难杂症，医疗队还可以及时与国内专家联系，进行会诊。

　　张玉新向记者讲述了他3次远赴非洲的不同感受：“我三次援非都在加蓬，第一次去是在1987年，第二次是1990年，第三次是2003年。我第一次去非洲时，那里非常贫穷，城市的建设无从谈起，经常断电。没有排水系统，再加上高温，蚊虫泛滥，导致传染病。2003年再去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在快速发展，同时加蓬的经济建设也在前进，他们的健康水平在提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60岁以上的人是很少能见到的，因为他们的寿命比较短，那时一般60岁以上的病人已经几乎没有治疗的可能性了，而2003年时老年病人就有治疗的意义。这也就给医疗队的工作带来一个量和质的变化，在医疗环境仍然等同于过去的情况下，医疗需求增加了。现在的医疗队和上世纪80年代的医疗队相比，还遇到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中国人多了，上世纪80年代的加蓬，除了援外的工作人员和使领馆人员外基本没什么中国人或华人，现在有上千的中国人，所以医疗队也要为华侨华人服务。再有是为政府服务的需求多了，天津派遣的医疗队员不仅担任过所在国总统的保健医生，也用中医针灸先后为两国高层官员以及数十个外国驻两国使节治病。

　　近年来，援外医生的工作水平也在多方面提升，在当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地的百姓见到中国人都是主动问好，医疗队在当地也非常受尊重。2004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加蓬访问，把中加的关系推到了一个历史新高，亲身经历那时加蓬老百姓对中国人的友好程度，感觉就是中国强大了。今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刚果(布)，我想那里的医疗队员这种感受应该更加强烈。”

　　我们都体会到了当时白求恩的心态

　　想给非洲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黄希如是即将启程赴非的第22批援刚果(布)医疗队队长，今年55岁的他第一次参加医疗队，面对非洲的生活，他首先要闯的就是语言关。年逾花甲要学习法语是非常困难的，有人问他：年龄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去？他说：“人总是要有一些经历才能体味出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天津援非医疗队前赴后继近50年，有些队员甚至一次次赴非，一定有什么吸引着他们。那里苦有多苦，好有多好，我希望自己能够感受到。”

　　天津援非医疗队为什么能一代代做到今天？张玉新说：“我们小时候学过‘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我们不远万里到非洲去的时候，真的体会到了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写那篇文章以及白求恩当时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工作状态是相同的。在当地工作久了，对那片土地有一种情感，有一种情结，非洲人民的认可给予你的快乐是远远超过物质利益的。”

　　如今，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在传统的援助工作外，还在尝试进行一些突破，即从物资与技术的帮助转向管理理念与文化的渗透。让非洲派医疗人员来中国学习，开阔他们的眼界，形成信息的交流，这些不论对非洲医疗还是援外医疗都有潜移默化的帮助。最终能给非洲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才是每个援非医疗工作者的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