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吴宓做学问的功夫堪称一流，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以月下讲“红楼”惊艳整个联大。不过，吴宓的恋爱史却引来众人的普遍嘲笑，尤其是他和一代名媛毛彦文的情事，被他编成诗集出版之后。他讲课的时候，很多学生就以问问题的名义刨根问底，往往搞得吴宓落荒而逃。所以，年少狂妄的钱钟书自然不会将这样的老师放在眼里，他曾在一篇专论吴宓的英文书评中，极尽挖苦之能事，含沙射影地说毛彦文是“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人”，说吴宓是“中年无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吴宓看到这篇文章时的愤怒可想而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钱的这篇文章，使他‘尤深痛恨’，‘犹屡遭针刺鞭挞’。”师生感情一度降到冰点。
日本侵华之后，清华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和北大、南开合为西南联大。吴宓继续在外文系当教授，而钱钟书也学成归来，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邀请，任教于该系，两人成为同事。时过境迁，钱钟书就书评一事曾向老师吴宓做出道歉，吴宓嘴里虽说原谅，可心里的伤痛未必平复，两人的关系一般。后来，钱钟书的目中无人在联大持续发酵，他太过锋芒毕露，尤其不把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和元老级别的叶公超放在眼里，引起他们的嫉恨。于是他们就合起伙来，上书清华校长梅贻琦，挤对走了钱钟书。吴宓对钱钟书的为人虽不满，但本着爱才之心曾加以阻拦，然而人微言轻，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钱钟书还是离开联大，先回到故乡，后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钱钟书经历此次变故，也开始反思，不再盲目自大，并脚踏实地做学问。
1993年，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给当时名满天下的钱钟书发来信函，问其是否愿意一阅她父亲日记(即《吴宓日记》)中有关他和其夫人杨绛的评述。钱钟书允诺之后，没多久便收到吴学昭的“日记摘录”。读着老师的日记，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钱钟书悔不该当初，因为自己的年少无知，竟然给老师带来这么大伤害。他给吴学昭回信做检讨，“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恕，真当焚笔砚矣！”“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后来，经钱钟书同意，吴学昭把这封“悔过书”当做《吴宓日记》的代序发表，算作钱钟书对老师吴宓的公开道歉。
至此，吴宓和钱钟书师生的恩怨算是有了一个还算圆满的了结。不过，此时吴宓已经去世16年了。（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