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往事，犹如春潮汹涌。

　　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科学规划、秩序井然，反映了新中国礼宾工作一往无前的创造力，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诞生、前进、崛起的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四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至“文革”

　　这一时期的迎宾礼仪特征是大操大办，讲究大规模、高规格。“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大规模动员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遏制，我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这一时期，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及少数西方国家。由于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所以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

　　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待国宾。

　　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他的随行人员共4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恩·拉姆苏伦、外交部总秘书长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泽登巴尔的秘书乌勒吉巴雅尔。另两位成员：教育部长巴·锡林迪布、驻华大使博·贾尔卡赛汗已先期在京。

　　虽然全团共7人，而我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就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的乌兰巴托接来，我国副外长和礼宾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蓬汽车到中南海，受到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20万人欢迎。

　　1959年国庆10周年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陪同赫鲁晓夫检阅我国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我国大规模、热烈欢迎的群众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周到细致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我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待续)(马保奉/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