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特别是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外交事业空前发展，为适应新形势，迎宾礼仪改革势在必行。总的方针是，既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又体现中华民族崇礼好客，注意同国际礼宾接轨的精神。

　　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停止提供专机

　　提供专机的做法，国际上比较少见，不但花费多(上世纪70年代，我国往返非洲的一架专机，至少要花费60万元-70万元外汇人民币)，而且我方还需承担专机安全责任。当时，我国能提供的专机多为苏联产的中小型客机，我国从政治上考虑较多，觉得亚非国家友好，都是穷朋友，要求派专机不好拒绝。鉴于70年代后期，世界民用航空业已四通八达，我国再提供专机似无必要。于是，1978年12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停止提供专机。

　　控制国宾访华起数

　　控制国宾访华起数并对在华食宿、交通、免费招待人数和天数等做了限定。鉴于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数量迅速增加(如1979年37起；1984年63起；1985年70起)，每团的人数动辄超过百人(如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团181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团134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团130人等)，自1980年起，我国曾数次限制外宾来华起数、人数。

　　自1999年2月起，按外交部规定，每年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不超过10起，政府首脑的正式访问不超过6起。1999年7月1日，又明确规定，在对等基础上招待外国贵宾5天，外国元首级限18人，政府首脑级12人，超出者自费。

　　压缩仪式规模，减少出席人数

　　欢迎仪式是双边活动，我国只邀请来访国贵宾的随行人员及其驻华使馆参加。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请来宾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驻华使节参加仪式。外宾抵离，中方有关部、司级官员迎送，离京时，不再举行仪式，改由我国领导人前往宾馆话别(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话别”安排，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停止)。另外自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队伍参加欢迎仪式(2013年恢复安排80名少年参加)。

　　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

　　人民大会堂是我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在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天气不好或冬天在大会堂内北大厅)举行欢迎仪式，凸显了欢迎礼仪的政治含义。在天安门广场游览的民众，往往会被壮观的迎宾场面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鼓掌。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给贵宾留下了美好印象。

　　这项改革的实际意义还在于，欢迎仪式地点改变，避免了机场(车站)往返兴师动众，节约了我国领导人和有关迎送人员的时间。这一改革不仅得到了外宾的欢迎，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有人写信称赞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仪式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项改革于1980年9月实行。

　　欢迎仪式之后，通常是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政治会谈、签约、宴会。这样，国宾访问的几项主要活动一气呵成，时间、地点紧凑、自然，避免了出出进进、来来去去，节约了宝贵时间和精力。

　　恢复鸣放礼炮

　　自1984年2月起，恢复在“文革”中中断的为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鸣放礼炮的礼仪。礼炮鸣放分别为21响、19响，与国际上接轨。

　　设置陪同团长

　　外国贵宾应我国领导人邀请来访，我国领导人不可能全程陪同，自1983年7月起，我国设置陪同团长，全程陪同国宾访问活动。陪同团长由国务院部委正、副部级负责人担任。多年来，这一做法为确保国宾访问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是，由于陪同团长的级别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引起一些国家使节抱怨。还有，由于各部委负责人负担重，难以应约作陪同团长，因而从1998年4月起，停止派陪同团长做法。此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抵离北京，一般由外交部领导、驻来访国大使、外交部有关司负责人迎送。　(马保奉/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