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天津有四位文化名人诞辰一百周年，骆玉笙、马三立、梁斌和鲁藜。

我提笔真是难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四位文化名人，就好比四座大山在耸立，我们就是在仰望。我喜欢骆派，在她老人家在世时，我就说是她的迷，等于现在的“粉丝”。但我想要听听骆玉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唱的《丑末寅初》，那才是骆派的精髓。速度和节奏都比她后期要快，而且声音很是清亮，处理得也很紧凑。有的朋友认为，前期骆玉笙有刘派的痕迹，后期骆玉笙历经沧桑，清亮中加入了深沉委婉，这时才形成骆派风格。我不太同意，骆玉笙到了晚年必须这么唱，因为气力和年岁的关系，论真正成熟还是她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虽然有某些刘派的痕迹，但十分动听悦耳，富有成熟的艺术魅力。我忧虑现在没人研究骆派，或者说骆派正处在都喜欢唱，但却没人琢磨的时期。

想起马三立，觉得那是一个可爱可亲的老人。马三立开创了平民相声的口语化和生活化，最重要的是没有上韵的口白，节奏不连贯，好像总是在想，可听起来却显得那么自如大气，现如今这样的表演可说凤毛麟角。我们的舆论有个误解，就是现在年轻人说相声比过去的好，其实不然，比马三立、比侯宝林、比张寿臣、比刘宝瑞，都是无法比的，特别是相声文化的底蕴，以及火候和基本功，实在说，差距越来越大。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群众艺术馆就开始和同仁们举办群众文学评奖。到了2007年就开始了全国群众文学评奖，后来冠名“东丽杯”。那时，我们就把天津的文学大师孙犁、梁斌、鲁藜的旗帜打出来，安排了梁斌小说奖、孙犁散文奖、鲁藜诗歌奖，这三面大旗在全国亮起，产生了全国的群众文学效应，也让业余作者有了自己的评奖，天津有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去年是孙犁诞辰百年，今年是梁斌和鲁藜诞辰百年，三位文学大师相继的诞辰百年给天津、给全国又一次带来影响。

我在“文革”时期被父母安排回到老家河北省安平县南牛具村，我偷偷跑到附近中学图书馆看书，看得最有滋味的就是梁斌的《红旗谱》。这部长篇巨著发生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老家的滹沱河岸边。我常常是读了一部分就跑到滹沱河里游泳，吮着那浓浓的滹沱河水，脑袋里浮现出的就是朱老忠的人物形象。梁斌在世时，我有幸和大师接触，听他的文学之道，觉得他就是朱老忠，他就是冀中农民的英雄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浩海中，梁斌的《红旗谱》是一部反映农民的巨著，无人超越。众人知道鲁藜在他40岁、应当是一个男人的鼎盛时期，被批判为胡风集团中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说来鲁藜倒是一直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诗集《醒来的时候》和《星的歌》也是胡风给他出的。虽说两个人神交十多年却从未见面。鲁藜受尽政治磨难从来没有倒下，他写了《泥土》，自己也成了泥土。想来，如果世界如诗，那么鲁藜生命如花。

今年也是相声名家赵佩茹诞辰一百年，2014年记载着天津这么多艺术大师。（李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