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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义务律师”与他的“调解工作室”
2015-01-29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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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维义为社区居民做法律咨询

  2014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记者在河北区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区居委会“老贾调解工作室”见到了贾维义。这位已经81岁高龄的老人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精神矍铄,说话条理清晰。

  大约4点左右送走最后一批来访的群众,贾维义一边儿整理好手上的案件材料,一边儿对记者说,过去还有一部“法律热线”,社区发放的“法律服务便民卡”以及公告栏的“通知”上都会写上这部热线的电话号码,但如今热线已经不接了,“耳朵不行了,即使带着助听器电话里的声音也听不太清。有时有人打来电话,我也只能告诉对方有时间最好周六来居委会,我当面给解答。”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司法干部、人民律师、人民调解员,贾维义虽已退休20年,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却从未间断。从2006年至今,他每个周六上午都义务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9年来已服务近两千人次,举行义务普法课程百余场,被称为社区“义务律师”和“义务普法员”。他的这份热情也带动了很多年轻的法律工作者,跟随他一起走上了这条普法道路。

  “群众小法庭”调解邻里纠纷

  2006年,贾维义从政法系统退休,但仍继续做律师工作。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在家好好休息、安度晚年,还是继续发挥个人专长为社区奉献自己的余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晚年生活投身到社区公益事业中,为大家提供法律服务。那一年,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由于群众的信任,他被选为兼职委员,主抓议事会工作。虽然律师工作并不轻松,但群众的信任、领导的支持和居委会其他成员的协作,使他决心一定要做好这项新工作。

  说到贾维义解决的第一场“纠纷”,要追溯到2003年12月,江都路派出所打算成立一个群众性的调解组织,帮民警们一起处理民事纠纷。有几十年法律工作经验的贾维义成了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群众小法庭”的成员之一。住在同一层楼的两位邻居老张和小李平日里因为生活琐事冲突,隔阂越来越深。有一次,两人又面对面争吵起来,越吵越激烈,动手打了起来。年纪较大的老张随手捡起脚边的砖头砸向小李,年纪轻身手灵活的小李躲开了。小李不甘示弱,捡起那块险些砸到自己的砖头,径直拍到了老张脑袋上。老张被砸伤住进医院,两人的纠纷也闹到了派出所。老张向小李索要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四万多元,小李觉得不合理,始终拒绝赔偿。民警调解了两个多月,一直没能解决。于是,这个案子便被转到“群众小法庭”。

  贾维义了解案情后发现,老张索要的赔偿并不合理。他找到老张,“你要什么赔偿,就得拿出相应的证据,哪些没有证据,哪些钱就不能给你。你索要精神损害赔偿一万多元,你这个事不属于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损,这个钱一分没有;你要营养费五千多元,住院补助一天30元,住半个月,只能给你450元。”老张拿出一厚沓打车票,要求赔偿看病的交通费,贾维义仔仔细细翻开老张的病例记录,根据从老张家到医院路程的远近,一天一天详细核对。一项项细致的检查和评判之后,赔偿金从四万多降到了八千多。面对严谨的法律条文,老张只好认同,小李也痛快地交出了赔偿金。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纠纷案件,最终在“群众小法庭”两次调解后得到了有效解决。派出所既没因此事占用太多警力,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也没闹上法庭,避免了事件双方更多精力和财力的损耗。

  在处理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中,贾维义一直告诉大部分来访居民,不打官司比打官司好,能不打尽量别打。有的群众不懂法,争吵起来就要打官司,不仅给司法部门增加了办案压力,也不利于日后的相处。通过他的调解,安抚了当事者的情绪,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起到了促进和谐的作用。

  义务法律咨询日提供免费法律指南

  贾维义一直认为,如果家庭不和美,邻里不和睦,社区就不能和谐。社区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根基。所以,从2006年开始,他牵头在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区开设了“周六义务法律咨询日”,除了如皋里社区的居民,江都路其他六个社区的居民也闻讯而来,咨询的问题涉及房屋、婚姻、抚养、赡养、拆迁、财产等二十多项。

  在电视节目里,我们常看到儿子起诉母亲,弟弟起诉哥哥的事情,其中大多是由房屋纠纷引发的法律案件。这些情况也真实地出现在贾维义接待的群众咨询中。廉江里一居民母亲病故,兄弟姐妹因遗产问题互不相让,找到居委会,又报了警,派出所出警也未能解决问题。贾维义了解情况后,分头找到兄弟姐妹们谈话,通过讲解《继承法》等相关法律,几个月互不相让的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驻江都路街的消防队扩建车库,紧邻消防队的一户居民怕影响自家采光,不同意消防队扩建车库,双方产生纠纷。街办事处领导找到贾维义请求帮助解决。贾维义接待了当事人,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通过向当事人进行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当事人表示不再阻止消防队扩建车库,历时半个月的矛盾纠纷得到有效解决。

  滨海新区的居民王某,通过广告和某科学院一个下属单位签订了养兔协议,建厂房、买设备、进兔种、买饲料共投入了人民币七万余元。那家单位答应负责进兔种,如果兔子发生疾病,会在24小时内及时派人给予治疗,兔子长成后由那家单位负责销售。王某购买兔种不久后,兔子发生疾病,他赶紧联系那家单位,但对方并未在24小时内赶来,导致兔子全部死掉,王某损失十多万元。王某生活并不富裕,他一纸诉状把该单位告上法院,没料到法院判决后,该企业却已注销。王某多次到法院申请执行,得到的答复是该企业已注销,无法执行。

  后经某法院法官介绍,王某找到了贾维义。贾维义帮王某做了调查,经工商部门查访,某科学院下属单位虽已注销,但科学院作为上级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他叫王某拿着新的材料再去找到原审法院,最后帮他追回了15万元经济损失。

  “老贾调解工作室”帮人打开心结

  2013年,在江都路街和司法局的共同指导帮助下,如皋里社区成立了“老贾调解工作室”。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得到法律帮助,一传十,十传百,甚至有北京人也远道而来找贾维义咨询法律问题。

  来“老贾调解工作室”进行法律咨询的人,都是遇上了难事儿,焦躁、沮丧、绝望的情绪难免会在交谈中不经意地表露出来。发现对方情绪不对时,贾维义便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兼顾起法律顾问、纠纷调解员和心理疏导师的三重身份。王成(化名)和徐芳(化名)组成再婚家庭,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王成和前妻的女儿王小成(化名)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未和父亲一家有过任何往来,对继母也有很多不满。王成过世,继母徐芳找到王小成商讨房补金签字一事,因长期积怨,王小成拒绝见面,更不想谈这件事。双方态度都非常强硬,甚至想要诉讼。

  经人介绍,徐芳找到“老贾调解工作室”,希望贾维义能帮忙解决。工作室人员分别找到徐芳和王小成,告知双方相关继承法的法律规定,并多次沟通和进行心理疏导。贾维义对王小成说,虽然徐芳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父亲生病到过世都是她和其他子女在照料,也是尽到了责任。徐芳也表示,她今后会像对待其他子女一样对待王小成。听到徐芳的态度有所转变,王小成打开心扉,对工作人员倾诉了积压多年的真心话。王小成和继母徐芳到公证处办理了相关事宜,徐芳给了王小成应得的份额,双方非常满意,破裂的关系逐渐缓和。“老贾工作室”不仅帮助她们解决了法律纠纷,还帮她们解开了心结。

  有时候,一次法律咨询需要很长时间,为了给对方讲解清楚、分析明白,同样的话要重复很多遍。贾维义曾接待过一位七十多岁的空巢老人艾某。艾某说,自己原来在一家街办厂工作,1994年离职,厂里给了她2000元钱,而其他人退休时得到的待遇都比她好,她想不通。贾维义详细了解情况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当时政策规定,耐心进行了解释,讲到难以理解的部分,贾维义细心地举例子、打比方,想方设法把生涩的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故事,终于帮老太太解开了心中的疙瘩。

  多年以来,贾维义还坚持着一个细节——把每件咨询的时间、姓名、具体情况都要完整地记录下来,编辑成册,能当场答复的绝不推后,能当面调解的尽量调解,打不赢的官司就直接告诉来访者不要起诉。对咨询、调解后结果不明确的案例,他也会一次次打电话回访,了解调解结果或再次调解。

  多渠道开展普法讲座

  在贾维义的帮助下,不少家庭破镜重圆,邻里由纠纷重归互敬互爱。大家为了表达谢意,给贾维义送礼品作为答谢,贾维义立下家规,家里人谁也不许收东西,谁收的谁给人家送回去。

  多年来,贾维义先后到河北区增产道小学、一号路小学、金沙江路小学、第七十八中学,为学生讲法制课三十余次,听众累计达万余人次;在增产道小学、第七十八中学等多所中小学进行义务法律咨询,被多所中小学聘请为法制教育辅导员和法律顾问。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服务活动,解决了许多困扰师生们的涉法问题,提高了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讲座时,贾维义从来都不是生硬地讲法律,而是根据国情和自己接触的实际案例为群众讲解。“我发现日常生活中不懂法律的人和现象很多,举个例子,很多人不知道只有原产权人死亡后,子女才能继承,很多父母还活着呢,子女就说继承了。还有,公产房是归属于国家的房子,居住人不能立遗嘱,这是不合法的。”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很多老百姓并不了解,这也更让贾维义意识到普法的重要性。

  于是,他先后在江都路街如皋里、乐山里、衡山里等七个社区居委会,新开河街、王串场街、望海楼街,红桥区龙禧园社区,河东区华泰里社区等地进行了《婚姻法》《青少年保护法》《老年法》《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讲座154场,受众多达两千余人,并到市、区电视台、电台的相关节目中为观众、听众进行专题讲座。已经81岁高龄的贾维义表示,在有生之年,他仍会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创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稿源:天津日报  编辑: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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