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记者在河北区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区居委会“老贾调解工作室”见到了贾维义。这位已经81岁高龄的老人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精神矍铄，说话条理清晰。

　　大约4点左右送走最后一批来访的群众，贾维义一边儿整理好手上的案件材料，一边儿对记者说，过去还有一部“法律热线”，社区发放的“法律服务便民卡”以及公告栏的“通知”上都会写上这部热线的电话号码，但如今热线已经不接了，“耳朵不行了，即使带着助听器电话里的声音也听不太清。有时有人打来电话，我也只能告诉对方有时间最好周六来居委会，我当面给解答。”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司法干部、人民律师、人民调解员，贾维义虽已退休20年，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却从未间断。从2006年至今，他每个周六上午都义务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9年来已服务近两千人次，举行义务普法课程百余场，被称为社区“义务律师”和“义务普法员”。他的这份热情也带动了很多年轻的法律工作者，跟随他一起走上了这条普法道路。

　　“群众小法庭”调解邻里纠纷

　　2006年，贾维义从政法系统退休，但仍继续做律师工作。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在家好好休息、安度晚年，还是继续发挥个人专长为社区奉献自己的余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晚年生活投身到社区公益事业中，为大家提供法律服务。那一年，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由于群众的信任，他被选为兼职委员，主抓议事会工作。虽然律师工作并不轻松，但群众的信任、领导的支持和居委会其他成员的协作，使他决心一定要做好这项新工作。

　　说到贾维义解决的第一场“纠纷”，要追溯到2003年12月，江都路派出所打算成立一个群众性的调解组织，帮民警们一起处理民事纠纷。有几十年法律工作经验的贾维义成了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群众小法庭”的成员之一。住在同一层楼的两位邻居老张和小李平日里因为生活琐事冲突，隔阂越来越深。有一次，两人又面对面争吵起来，越吵越激烈，动手打了起来。年纪较大的老张随手捡起脚边的砖头砸向小李，年纪轻身手灵活的小李躲开了。小李不甘示弱，捡起那块险些砸到自己的砖头，径直拍到了老张脑袋上。老张被砸伤住进医院，两人的纠纷也闹到了派出所。老张向小李索要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四万多元，小李觉得不合理，始终拒绝赔偿。民警调解了两个多月，一直没能解决。于是，这个案子便被转到“群众小法庭”。

　　贾维义了解案情后发现，老张索要的赔偿并不合理。他找到老张，“你要什么赔偿，就得拿出相应的证据，哪些没有证据，哪些钱就不能给你。你索要精神损害赔偿一万多元，你这个事不属于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损，这个钱一分没有；你要营养费五千多元，住院补助一天30元，住半个月，只能给你450元。”老张拿出一厚沓打车票，要求赔偿看病的交通费，贾维义仔仔细细翻开老张的病例记录，根据从老张家到医院路程的远近，一天一天详细核对。一项项细致的检查和评判之后，赔偿金从四万多降到了八千多。面对严谨的法律条文，老张只好认同，小李也痛快地交出了赔偿金。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纠纷案件，最终在“群众小法庭”两次调解后得到了有效解决。派出所既没因此事占用太多警力，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也没闹上法庭，避免了事件双方更多精力和财力的损耗。

　　在处理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中，贾维义一直告诉大部分来访居民，不打官司比打官司好，能不打尽量别打。有的群众不懂法，争吵起来就要打官司，不仅给司法部门增加了办案压力，也不利于日后的相处。通过他的调解，安抚了当事者的情绪，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起到了促进和谐的作用。

　　义务法律咨询日提供免费法律指南

　　贾维义一直认为，如果家庭不和美，邻里不和睦，社区就不能和谐。社区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根基。所以，从2006年开始，他牵头在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区开设了“周六义务法律咨询日”，除了如皋里社区的居民，江都路其他六个社区的居民也闻讯而来，咨询的问题涉及房屋、婚姻、抚养、赡养、拆迁、财产等二十多项。

　　在电视节目里，我们常看到儿子起诉母亲，弟弟起诉哥哥的事情，其中大多是由房屋纠纷引发的法律案件。这些情况也真实地出现在贾维义接待的群众咨询中。廉江里一居民母亲病故，兄弟姐妹因遗产问题互不相让，找到居委会，又报了警，派出所出警也未能解决问题。贾维义了解情况后，分头找到兄弟姐妹们谈话，通过讲解《继承法》等相关法律，几个月互不相让的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驻江都路街的消防队扩建车库，紧邻消防队的一户居民怕影响自家采光，不同意消防队扩建车库，双方产生纠纷。街办事处领导找到贾维义请求帮助解决。贾维义接待了当事人，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通过向当事人进行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当事人表示不再阻止消防队扩建车库，历时半个月的矛盾纠纷得到有效解决。

　　滨海新区的居民王某，通过广告和某科学院一个下属单位签订了养兔协议，建厂房、买设备、进兔种、买饲料共投入了人民币七万余元。那家单位答应负责进兔种，如果兔子发生疾病，会在24小时内及时派人给予治疗，兔子长成后由那家单位负责销售。王某购买兔种不久后，兔子发生疾病，他赶紧联系那家单位，但对方并未在24小时内赶来，导致兔子全部死掉，王某损失十多万元。王某生活并不富裕，他一纸诉状把该单位告上法院，没料到法院判决后，该企业却已注销。王某多次到法院申请执行，得到的答复是该企业已注销，无法执行。

　　后经某法院法官介绍，王某找到了贾维义。贾维义帮王某做了调查，经工商部门查访，某科学院下属单位虽已注销，但科学院作为上级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他叫王某拿着新的材料再去找到原审法院，最后帮他追回了15万元经济损失。

　　“老贾调解工作室”帮人打开心结

　　2013年，在江都路街和司法局的共同指导帮助下，如皋里社区成立了“老贾调解工作室”。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得到法律帮助，一传十，十传百，甚至有北京人也远道而来找贾维义咨询法律问题。

　　来“老贾调解工作室”进行法律咨询的人，都是遇上了难事儿，焦躁、沮丧、绝望的情绪难免会在交谈中不经意地表露出来。发现对方情绪不对时，贾维义便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兼顾起法律顾问、纠纷调解员和心理疏导师的三重身份。王成(化名)和徐芳(化名)组成再婚家庭，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王成和前妻的女儿王小成(化名)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未和父亲一家有过任何往来，对继母也有很多不满。王成过世，继母徐芳找到王小成商讨房补金签字一事，因长期积怨，王小成拒绝见面，更不想谈这件事。双方态度都非常强硬，甚至想要诉讼。

　　经人介绍，徐芳找到“老贾调解工作室”，希望贾维义能帮忙解决。工作室人员分别找到徐芳和王小成，告知双方相关继承法的法律规定，并多次沟通和进行心理疏导。贾维义对王小成说，虽然徐芳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父亲生病到过世都是她和其他子女在照料，也是尽到了责任。徐芳也表示，她今后会像对待其他子女一样对待王小成。听到徐芳的态度有所转变，王小成打开心扉，对工作人员倾诉了积压多年的真心话。王小成和继母徐芳到公证处办理了相关事宜，徐芳给了王小成应得的份额，双方非常满意，破裂的关系逐渐缓和。“老贾工作室”不仅帮助她们解决了法律纠纷，还帮她们解开了心结。

　　有时候，一次法律咨询需要很长时间，为了给对方讲解清楚、分析明白，同样的话要重复很多遍。贾维义曾接待过一位七十多岁的空巢老人艾某。艾某说，自己原来在一家街办厂工作，1994年离职，厂里给了她2000元钱，而其他人退休时得到的待遇都比她好，她想不通。贾维义详细了解情况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当时政策规定，耐心进行了解释，讲到难以理解的部分，贾维义细心地举例子、打比方，想方设法把生涩的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故事，终于帮老太太解开了心中的疙瘩。

　　多年以来，贾维义还坚持着一个细节——把每件咨询的时间、姓名、具体情况都要完整地记录下来，编辑成册，能当场答复的绝不推后，能当面调解的尽量调解，打不赢的官司就直接告诉来访者不要起诉。对咨询、调解后结果不明确的案例，他也会一次次打电话回访，了解调解结果或再次调解。

　　多渠道开展普法讲座

　　在贾维义的帮助下，不少家庭破镜重圆，邻里由纠纷重归互敬互爱。大家为了表达谢意，给贾维义送礼品作为答谢，贾维义立下家规，家里人谁也不许收东西，谁收的谁给人家送回去。

　　多年来，贾维义先后到河北区增产道小学、一号路小学、金沙江路小学、第七十八中学，为学生讲法制课三十余次，听众累计达万余人次；在增产道小学、第七十八中学等多所中小学进行义务法律咨询，被多所中小学聘请为法制教育辅导员和法律顾问。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服务活动，解决了许多困扰师生们的涉法问题，提高了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讲座时，贾维义从来都不是生硬地讲法律，而是根据国情和自己接触的实际案例为群众讲解。“我发现日常生活中不懂法律的人和现象很多，举个例子，很多人不知道只有原产权人死亡后，子女才能继承，很多父母还活着呢，子女就说继承了。还有，公产房是归属于国家的房子，居住人不能立遗嘱，这是不合法的。”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很多老百姓并不了解，这也更让贾维义意识到普法的重要性。

　　于是，他先后在江都路街如皋里、乐山里、衡山里等七个社区居委会，新开河街、王串场街、望海楼街，红桥区龙禧园社区，河东区华泰里社区等地进行了《婚姻法》《青少年保护法》《老年法》《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讲座154场，受众多达两千余人，并到市、区电视台、电台的相关节目中为观众、听众进行专题讲座。已经81岁高龄的贾维义表示，在有生之年，他仍会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创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