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

　　东堼村，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建村，“文革”时曾更名红星村。有1363户，3783人，原有土地3680亩，被征用1400多亩，现实有土地2279亩，其中村工业占地1001亩。该村东连无瑕街，西至袁家河，南临津塘公路，北依京山铁路。2015年4月16日开始还迁，现村民们搬至军粮城新市镇军瑞园、军祥园、春竹轩、夏荷轩、秋棠轩、冬梅轩居住。

　　村名的由来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一位叫作司帮道的朝廷武官率领部队疏浚袁家河一段，为部队屯田和吃水之用，当时称之为饮马河。由于受海水潮汐顶托，河床日渐淤塞，水道变窄。民国初年，为防止水患，奉军113师李振棠率部将袁家河疏浚、加深拓宽。此前，东杨台村的张姓地主早已觊觎袁家河一带的好地段，无奈此前常有水患发生，开发困难，遂一直未将之收入囊中。待袁家河整治之后，张姓大户便将这一带据为己有，因其家族势力庞大，周围村民皆敢怒不敢言。

　　张姓大户利用袁家河在这一带开挖了东西向三条干渠，各长2公里，开垦水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农民为耕种方便，便沿着三条渠岸盖房居住，住户越来越多，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因地处东杨台村以东，且地势高，因此得名东堼村。“堼”即长条高地之意。

　　“东堼村，佃户多，住地头儿，土坯窝儿，十有八九揭不开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堼村村民大部分都是东杨台张姓大户家的佃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堼村自成行政村，土地也真正回到农民的手中。村中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园田种植大白菜、西红柿。村办企业主要为仓储运输业。

　　日军统治下的东堼村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入侵天津，在东局子驻扎重兵，随即派一个小队占领军粮城火车站，并对该区域实行保甲管治。日军为满足军粮需求，强迫军粮城百姓改种水稻。东堼村地势较高，相较于遍地芦苇的其他地区，土质较好，又接近交通要道，不论是筑路还是建厂，都具备较优厚的条件。考虑到谷物加工的集散运输问题，1940年，日方在此建造军谷公司，即军粮城机米厂。日本华北派遣军认为，东堼村处于天津市区、张贵庄机场、塘沽出海口之间，虽然不通水路，但是公路运输发达，东郊区生产的水稻可经机米厂加工后源源不断运往日本本土或侵华日军手中。为加强武装防卫，日军先后为军谷公司训练了一批汉奸并发给枪支，组成勤农队，强迫农民为其种稻。

　　这些勤农队的汉奸狗仗人势，无恶不作，一旦发现谁偷吃了稻米，轻则关押吊打，重则用狼狗咬伤咬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村民们日夜拼死拼活劳动，到头来仍是食不果腹，激起了心底的刻骨仇恨，纷纷破坏农具，与汉奸队进行斗争。汉奸队气急败坏，抓来几个村民，举着枪命令他们用手刨土拔草种地，没一刻钟几个人的双手已经鲜血淋漓，和泥土混在一起。汉奸队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广大村民虽然放弃了破坏农具，却未放弃斗争，仍然以消极怠工等各种方式巧妙地与汉奸队进行坚持不懈的抗争。

　　为了豢养军马之需，日军又强占东堼村另一片荒地作为放马场，并且野蛮强抢村里百姓到放马场干活，只要是长腿的都被抓去了。放马场工人的宿舍就在路旁。所谓宿舍，实际上就是芦苇棚子，墙是土坯砌的，屋顶盖上芦苇就成了宿舍。冬天寒风凛冽，放马场的工人手脚全都起了冻疮。后来人多了，连草棚子都不够住，晚上只能在马场边上放个草垫子将就睡。早晨天没亮就起来干活，累一天只给一顿饭吃。此后日军的掠夺愈发凶狠，村里几乎所有的粮食都要上缴，一天一顿饭变成了一天一顿稀饭，干活慢的连稀饭都没有。

　　一日，几个村民饿得头脑发昏，顺手从马槽里捧出一捧马料就往嘴里送，谁知竟被一个巡场的日兵逮个正着，走过来拿着皮鞭就是一顿猛抽。几个村民应声倒下，没一会儿就血肉模糊，衣服和后背已经分不清楚，嘴边又是饲料渣子又是鲜血，不堪入目。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儿，都打得断了气还不停鞭，几个村民就这样被活生生打死。

　　被抓来放马的还有好多半大娃娃，饿了也不敢偷饲料，只能从地里拔草吃。有一次也是一个半大的小日本兵，看见一个放马场娃娃在那拔草吃，就走到那娃娃面前，娃娃吓得直打哆嗦，以为这顿打是挨定了。没想到，这小日本兵竟从口袋里摸出来块干粮递给娃娃，娃娃看见干粮啥都不管了，三口两口就吞进了肚子。小日本兵笑了笑，又丢下一块干粮，转身走了。娃娃没舍得吃，小心揣在怀里。后来娃娃拿出来偷吃这块干粮的时候，被别的日本兵发现后一顿毒打，没过两天就断了气，也不知道是打死的还是饿死的。而小日本兵的这块干粮，也不知道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

　　东堼大队引领种稻改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堼大队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以老农、干部和知识青年三结合的科技队伍为骨干，大搞群众性水稻良种繁育工作，坚持“三田”制度（即小区品种试验田、单本种子田、高产对比田），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良种化，粮食产量连续8年亩产千斤左右。繁殖的良种，除了自用外，还支援兄弟单位350余万斤。

　　改革之前，东堼大队9个生产队都是按照旧办法、老传统种稻，靠天吃饭，一年收获非常有限，而且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上级安排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包括领导干部和知识青年，帮助村里切实解决粮食的产量问题。

　　一进村子，一行人就往田里走去，一边观察、一边记录、一边讨论，有所发现以后才回到村办公室里，不顾休息，让村干部请来村里有经验的老农一起开会讨论办法。“他们懂啥？大字不识几个，您几位说咋办咱就咋办！”“话可不是这么讲啊。农民在地里待的时间长，见的多了，经验自然丰富。这做什么都最忌讳纸上谈兵了。”村干部这才去请了大队里几位有经验的老农过来。

　　知青干部这边首先提出了“单本田”的种植管理方法，即播种前进行种子消毒，适当稀播，每亩播种量不超过15斤种子，单株匀植，抽穗前、抽穗时、快成熟时分别进行三次检查，严格把关，拔除杂穗和品种不同的杂株，最后收获时留作下年种子用。老农觉得这是浪费人力物力，反而收获甚微。知青干部反复耐心和老农解释：“大爷，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先保证种子优良了，以后才会越种越好，越种越多。”经过几个人深入浅出的引导，几个老农半信半疑地答应了。

　　可是水稻品种众多，选用哪个品种作为“单本田”的种子呢？经过知青干部和老农的讨论商量，最终决定采用“小区品种试验田”的方法，对多个品种进行观察，摸清每个品种的特征和生长规律，选择最适宜当地栽培的优良品种。

　　说干就干，第一年先进行“小区品种试验田”，选择良种。第二年采用 “单本田”的方法，培育良种；此外，又采用“高产对比田”的方法，小簇密植，在保证种子质量的前提下，争取产量。从播种到秋收，严格坚持育秧不错一粒种、插秧不错一把苗，收割不错一墩稻，单打单收单存放的原则。第三年后，便可投入大田生产，大面积推广。

　　在上级领导和知青干部等科研人员、大队干部、广大农民的协同努力下，东堼大队的水稻种植因地、因种、因时制宜，最终获得了成功，一年又一年的丰收为人民带来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毕大胆的坎坷奋斗路

　　毕玉和（1933年生），人称毕大胆，虽然出身贫农家庭，从小跟着父亲给地主干活，但性子却并不软弱，反而做事果断，敢冒风险，勇于打破常规，不怕艰难困苦。

　　国共交战时期，身强体壮、满腔正气的毕玉和拿起步枪，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成为东堼村的民兵连长。在他的带领与维护下，村里很少发生鸡鸣狗盗之事，地主亦不敢轻易欺压农民，十里八乡的土匪恶霸一听其名即闻风丧胆，不敢进村造次。毕玉和还积极操练民兵，每天带领大家伙儿在空地上练把式，在树林中比枪法。民兵队员在他的训练下个个精神焕发，身怀绝技。但毕玉和与队友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东堼村在国共交战之际得以平安，而且更希望能够配合共产党军队，参与到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毕玉和在乱世中保了一村平安，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当选为东堼村副书记。这时安定问题已经解决，如何让村民吃饱穿暖成为需要面对的新问题。20世纪60年代，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使毕玉和认识到，单纯的靠天吃饭并不能给大家带来温饱，同时公社的干活模式不仅消磨了大家工作的积极性，还使村里入不敷出。大胆的他决定瞒着上级偷偷带领村民发展副业，就地取材制作手工草织品。这个手艺简单易学，材料易寻，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能干，农活忙完后利用空闲时间织草帘或苇帘，一平方米能卖好几毛钱。

　　为了寻找销售市场，从没出过远门的毕玉和专门跑到北京、内蒙古赤峰等地考察、推销产品。每当疲惫的毕玉和带着一大兜毛票与硬币在暮色中归来时，是全村人感觉最幸福的时刻。人们都如获至宝般接过毕玉和手中还浸着汗水且已经被揉得褶皱不堪的一张张毛票。这意味着他们能给孩子买块糖吃，能给老人补点肉了。

　　1967年寒冬刚过，毕玉和的人生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冬，他带头卖草织品的事情被人抖了出来，被划为“走资派”，成为“黑五类”之一。那时的毕玉和不怕扫大街、刷厕所等脏活累活，也不怕关牛棚的非人待遇，怕的是日复一日的游街与批斗，心高气傲的他接受不了周围人的冷眼与唾骂，接受不了一项项欲加之罪。

　　一日清晨，毕玉和拿着扫帚正要出门干活，突然一队红卫兵一哄而入，到他家里乱翻东西。毕玉和上前制止，却在推搡争执中被打折了手腕。还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毕玉和被强行批斗后，早已筋疲力尽，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去。当他拐进一个胡同时，感到后背发凉，猛地一回头，竟发现有一个黑影举着稻杈子向他插来，幸亏他躲闪及时，否则便命丧黄泉了。到家一看，大棉袄后面竟有五个大洞。自此以后，几年来的隐忍逐渐崩溃，毕玉和下定决心要逃离这里。一位好心的村民为他打掩护，昔日毕玉和在战争中保了他们一家平安，今日正是报恩之时。毕玉和借着微弱的月光，在村民的帮助下翻过一道又一道围墙，终于逃到外地亲戚家。当上级领导得知毕玉和逃走的消息后，立刻将他开除党籍，撤销所有职务。

　　毕玉和在外地隐姓埋名过了好多年，但一直放不下家人，放不下村民，一心期盼能重返家乡。他日日思，夜夜盼，这一天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到来了。1976年，村里为毕玉和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与职务。毕玉和又找回了“文革”前的那份胆气和干劲。自此，田间地头里有他弯腰插秧的背影，村口土路上有他赶马车、开拖拉机运粮食的车辙。这份干劲儿与勤劳，让他从副书记转正，成为东堼村村支书。

　　一天，毕玉和在公路上看见川流不息的汽车，灵机一动：“这不就是金宝贝么！”于是他当即与村集体商量筹措资金10万元，买了20部旧汽车，搞起了运输业，仅两个月时间就把车钱赚回，而且救活了村内欠债60万的加工厂，为他们的产品找到了市场。而后他又一鼓作气，利用村中荒地和坟地建起仓库，实现仓储、运输一条龙。这一次，他的大胆为村民带来了福音。

　　1989年，毕玉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合影。从北京回来后，村民为他庆功，央求他继续担任村支书。这个职位，他一干就是26年，一直兢兢业业，为村民谋福祉。后来，他回顾自己的坎坷经历，感叹道：“年轻时的大胆撞了墙，受到了陷害；现在的大胆却搭上了改革的顺风车，一往直前。这都得感谢如今党的好政策，否则我可能会一辈子活在‘文革’的阴影里了。”

　　仓储运输领头东堼改革

　　仓储运输在东堼村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称为要饭村的东堼，利用靠近铁路、公路和港口的地理优势，解放思想，群策群力，率先办起仓储运输业，靠20部旧汽车起家，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外贸仓储专业村。1982年东堼村村民依靠仓储业每年人均收入达到480元，这是以往种粮所难以企及的。仓储运输领头东堼改革，带领东堼人走上了集体致富路。仓储企业的起步却是十分艰难的。

　　当时村民仅依靠种粮等传统农业，收入微薄，村民生活水平不高。村里只有一个加工厂，连年亏损，村集体欠外债60多万元。村里干部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可是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实际办法。村长毕玉和更是为了这事儿愁白了头。

　　有一天，毕玉和在公路上背着手走来走去，琢磨村子发展的事情。这时，路边一位开运输车的老司机拦下他来，借火抽烟。两个人便闲聊了起来，毕玉和说起了自己的烦心事儿，老司机说：“你们这地界好啊，紧靠津塘公路，东边有塘沽新港，西边靠天津市区，还紧邻军粮城火车站，搞运输再好不过啦！”毕玉和听了先是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地界好是好，但村里人老老实实种了一辈子庄稼，谁懂这个？再说，靠这个能赚得了钱？”不太相信。老司机也是一个实诚人，讲了许多运输行业的门道。毕玉和听后动了心。

　　回到村里，毕玉和召集村干部商量发展运输的事儿。村干部们最开始听到这个提议和毕玉和的反应是一样的。毕玉和就现学现卖，把老司机给他讲的那一套说给大家，终于说服了众人，就这样一边摸索门道，一边开始筹划运输的事情。

　　当时村里连一部汽车都没有。但毕玉和一向办事果断，说干就干，他靠集体贷款筹借了10万元钱，买了20部旧汽车搞运输。两个月后，便把车钱赚了回来。此后，又靠运输赚的钱逐步增添了运输车辆，运输能力不断扩大，村民收入也跟着节节攀升。1984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集体和农民兴办各种企业，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运输的信心。

　　正当村民们都沉浸在运输发展带来的喜悦中时，毕玉和又开始酝酿新的发展计划，准备发展仓储，实现“自我孵化”。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快，马上理解了毕玉和的想法，举双手赞成。但那些年纪较大的村民，则坚决反对：“瞎折腾啥，靠着运输就稳稳当当有钱赚。”村里的年轻人主动帮着村长想方设法说服那些有顾虑的村民，耐心解释。好不容易说服他们同意兴办仓储，紧接着村集体又提出要把村里的坟地推平，他们这下不肯了，白天也不到地里干活了，成群结队地坐在坟地边上抽烟。小年轻们又开始做思想工作，“大爷，你说咱要搞仓储，不得建仓库？”“得建，但坟地这块不能建，这底下都是咱的老祖宗！”“大爷，那咱把仓库建耕地里怎么样？”“那不行，这耕地咱还得种粮食。”“您说得对，耕地不能动，那咱把仓库建哪儿呢？建天上？大爷，坟地占地很大，这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地下老祖宗要是看到咱村富裕起来，还在乎这个？” 持反对意见的村民们也没有了话，过了几日，村里把多年的坟地推平，建起了仓库。

　　仓库建起来了，货源从何而来？毕玉和又带着村民跑山西，跑北京，到处找货源，终于和几个外省市的外贸单位签订了常年存货合同。村民们又斗志满满，干劲十足了。此后，市场越来越大，一头依靠城市为天津市区大企业、大商场服务，发展内贸储运业；另一头依托港口，为外贸进出口服务，发展外贸储运业。

　　天时地利人和，东堼村建仓库这条路彻底成功了。此后，东堼村成立储运公司，配备有专职消防队和消防车，安装通往全国各地的电话和国际电话，建成了设施齐全、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的正规化、标准化储运企业。就这样，东堼村仓储运输业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好，很多商家都闻名而来，寻求合作。

　　面对与日俱增的金属、矿产、百货、粮油、饲料、畜产等货品的仓储量，单靠汽车已经难以满足巨大的运输需求，村集体又开会商量起对策来。大胆的年轻人提出：“干脆建一条运输铁路，一劳永逸啊！”此话一出，老人们又着急了：“修铁路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我们还是安安稳稳多买几辆汽车吧。”年轻人分析道：“一来经过这些年的经营我们积累了一定的资产，有能力修建铁路；二来火车运输量远远大过汽车，安全性高，运输时间也不分昼夜，还能躲避交通拥堵，是造福后代的事情，眼下虽然投入多，但绝对是高回报啊。”听了解释，村里大多数人觉得说的在理，修铁路才是长远之计。

　　1988年，铁路专用线开始动工。村民们每天都来工地帮忙，看着枕木铺得越来越多，铁轨架得越来越远，大家心里都乐开了花。只一年的光景，一条长达1.68公里，直通京山线（今为津山线）的东堼铁路专用线竣工。它的建成带动了铁路装运队、铁路储运公司等企业的发展。目前，该专线由天津市东堼铁路储运公司承包经营。

　　年终分红会上，村民们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小青年问身边的大爷：“大爷，你看当初那坟地推得好不好？铁路建得棒不棒？”“嘿你这小子！这都是老祖宗的风水宝地保佑的。”

　　“小洋楼”筑起幸福生活

　　“东堼村，佃户多，住地头儿，土坯窝儿，十有八九揭不开锅。”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堼村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村民不再忍受地主的压迫，有地种，有粮吃，可土坯房的旧村貌还一直延续着。这些老房子分布在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稻地沟边上，看起来破旧不堪、随意零乱，房内空间也简陋狭窄，有的还面临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但因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很多老村民不想轻易改变几十年的居住习惯，尽管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也不愿离开老房子、老地方。

　　1983年，天津市政府召开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为使国富民强，要珍惜每寸土地，号召在农村，特别是大城市郊区，大力提倡建楼房。在政策的推动下，东堼村的土坯房时代面临终结。1984年，时任村支书毕玉和去北京昌平参观，看到那里家家盖起宽敞明亮的小楼，喝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用着方便快捷的电灯、电话，感触颇深。回村后，当即召开村干部会议，并许下宏愿：“7年之内，全村住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统一建楼的政策要想具体落实，面临很多困难。消息传开后，村里简直炸开了锅。有老人抱怨：“我们早就住惯了平房，这么大年纪干嘛折腾我们搬家盖楼房！”新结婚的年轻人说：“我们家早就准备自己盖新房了，房地基都打好了，现在要统一规划，这不是让我们白花钱、白干活了嘛！”反映问题的村民几乎踏破了村委会的门槛。面对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村委会感到压力很大。党员干部们开会商量起来，如何才能让村民看到盖楼房的长远利益。会后，所有成员一致决定，深入群众，挨家挨户进行动员宣传。

　　自此之后，党员干部们有的拿出自家的好酒好菜，登门与村民把酒长谈；有的扛起锄头，帮着村民一起下地干活，中途休息时再于言谈间渗透新思想。“张大爷，盖房是百年大计，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到时候家里用水用电都方便，再不用打井水这么累了，房间面积也比现在大，您住着会更舒心的！”“小李啊，年轻人的观念得跟上时代，我这么大年纪了都羡慕城里整齐划一的漂亮楼房，难道你不想和媳妇生活的像个城里人吗？”经过一番思想动员，村民们被盖楼后的幸福生活图景吸引了。大家纷纷准备起来，有几户平房地基打好的群众也主动把地基拆掉了。

　　没过多久，在鞭炮声中，统一设计规划的首批住宅楼开工。孩子们争着搬砖，老年人抢着铺沙，每天住宅工地都热火朝天。1984年国庆节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到东堼村视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他看到一排排“小洋楼”正拔地而起，十分欣慰。1985年秋，王震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视察农民住宅楼建设情况。同年年底，首批30幢“小洋楼”竣工，村民们携老扶幼，像过年一样热闹，周边村子的人也来争睹农家新楼的风采。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吴振、姚峻来东堼村视察，见到整齐划一的楼房，纷纷称赞道：“东堼村带了个好头，照这样发展，全市农村都将实现城市化目标！”

　　到1988年，全村建起住宅楼240幢，共8.4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7.2平方米。天津市建委将东堼村列为首批农户建设的样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