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

　　赵北村，明永乐年间建村，曾用名尹儿湾、小赵八庄，“文革”时曾更名红五星村。有734户，2100人，耕地1832亩。东至稻地村，西至窑上村，南至海河，北至老圈村。

　　村名的由来

　　明朝永乐年间，来自安徽歙县的赵亮与其弟随燕王朱棣的军队，一路扫北，来到天津。明成祖登基后，两兄弟解甲归田，经过一番寻找和勘察，发现海河沿岸的一片土地不仅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而且鱼虾成群，漕运与客运便利，于是决定在此立户。他们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种植玉米、小麦等，闲来无事还去河里捕鱼捞虾，几乎年年都风调雨顺，生活富足。老家的亲戚看哥俩儿在天津混得好，纷纷赶来投奔，于是又有沈、孟、高诸姓迁入。渐渐地，这里形成一个村庄，因赵氏兄弟是村里的第一户人家，村子又地处海河以北，故称赵北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了使航运更加便利，在李鸿章的批准下，海河工程局成立，对海河航线采取“塞支强干”和“裁弯取直”措施。赵北村南边的河道从此改了位置，一下子从村边移到村内，将村子分成两部分。河道北岸因为人少、面积小称为小赵北村，河道南岸因为人多、面积大称为大赵北村。为了方便两岸往来，大赵北村修建了一个渡口，常年有摆渡人往返于河面之上。也正得益于此，赵北村村民进天津城往往不走陆路，而走水路，运输起农作物来十分便捷。

　　现今，经过天津市历次的行政区划调整，小赵北村隶属东丽区，大赵北村隶属津南区。但小赵北村的人口和面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多变大，已超过大赵北村，可出于历史习惯，人们仍然称其为小赵北村。

　　日本侵华时期的赵北村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提出此基本政策构想的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近卫声明”。日本试图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体，建设日本与东亚、东南亚 “共存共荣的新秩序”的政治体系，实则是进行文化侵略，让其他国家在这个共荣圈中接受日本的统治。

　　日军侵入赵北村以后，大力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政策之一便是推行奴化教育。日军派汉奸把村里私塾老师抓来，强迫要求私塾老师教授日语，否则非但老师性命难保，学生们也都要被杀光。私塾老师讲了一辈子之乎者也，哪里会日语，但为保护学生，只好晚上熬夜自学，白天教授学生日语。有时老师上课在黑板上书写日语字母，写着写着就哭起来，泣不成声，学生们也不知道老师怎么了，都默不出声。

　　上课期间，经常会看到几个日本兵带着汉奸巡查，日本兵所戴帽子后面的屁帘一晃一晃，穿着黄皮鞋，皮鞋很硬，走起路来都“呱嗒呱嗒”的。有时上课中途，就会冲进来几个日本兵，把私塾老师推到一边，让汉奸站在讲台中间，召开讲演会，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日本军官还会随时抽查学生的日语学习情况，学得好的就会赏给一块糖吃。小一些的学生，也不懂，拿到糖塞到嘴里就吃；大一些的学生，却知道耻辱，宁愿挨打也不认真学习，后来索性就逃学不去了。

　　军粮城机米厂的日本兵经常来村里巡逻，每次远远望见日本兵进村，村民们便慌慌张张逃往河对面的亲戚家避难。一日，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村里老孟赶忙拉着儿子庆裕出门。刚出院子，庆裕忽然挣脱老孟的手，冲进屋里，从书包里翻出心爱的《左传》《论语》几本书，跑到灶房，藏在草垛子里。老孟跟着进来，一把拉走庆裕，躲到亲戚家。

　　过了几日，等情况稳定下来，老孟带着庆裕回到村里。庆裕一进门就跑到灶房，锅被砸了一个大坑，躺在地上，还有几张被撕碎的书页散落一地，庆裕看到，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捡纸片。晚上夜深人静时，庆裕用糨糊一片一片把书页粘起来，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北村才终于摆脱日本的同化教育。

　　赵北村来了解放军

　　1948年12月，国民党唐山部队欲投奔中山门，路经赵北村，村民称之为唐山败兵队。唐山败兵队据说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军队官兵素质不高，所到之处肆意抢掠村民。一些村子为避免灾祸，连村长都要低三下四讨好败兵队，亲自推着小车给败兵队送白菜吃。

　　一日，一名国民党兵在村里巡逻，听到村里老高家有鸡叫声，三步并作两步冲进老高家院子，鸡吓得乱窜乱飞，大兵就绕着院子左扑右扑，沾了一身鸡毛，也没抓到，狼狈不堪。老高的小儿子在屋里听到声音，不顾老高的阻拦，冲出房门，叫了几声“大黄！大黄！”只见这大母鸡乖乖地跑到小高身边，被他一把抱住。大兵见状，走过来让小高交出母鸡，小高紧紧抱住，就是不肯。大兵急了，从腰间拔出枪来，老高吓得从屋里哆哆嗦嗦连滚带爬跑出来，给了儿子一个耳刮子，夺过母鸡，连忙笑吟吟双手把鸡交给大兵。大兵收起手枪，拎着母鸡，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支败兵队在村里没待多久，便仓促地走了。

　　村民们也不知道这败兵队为什么说走就走，只是听他们说：“东北虎来了！”村民又惊又怕，心想这东北虎怎么跑到天津来了。

　　败兵队前脚刚走，解放军后脚就来，都是棉衣棉裤狗皮帽子。嗬！可不就是“东北虎”么！村民们哪知谁好谁坏，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妇女们出门都要抓一把灰抹在脸上，故意打扮得又老又丑。村民们以为这“东北虎”也是路过，谁知就住下来了。

　　军队派了几个人到村民家商量住宿问题，村民们也不敢开门，只留个小缝，露一只眼睛惶恐地左看看右看看，“老乡！我们是东北野战军，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我们是解放穷苦老百姓的！”老乡也不答应，心想：“你们这些丘八佬（民间对士兵的蔑称）都是一丘之貉，你们都不来，才是解放我们呢！”“老乡，我们可能要在咱村里多待些时日，得借宿在咱村民家里，没有屋子，院子就好！”村民们虽 说害怕，但也不敢拒绝，于是都开了门，让解放军住了进来。

　　要说这解放军行事也真是奇怪，进出房子院子动静极小，静悄悄的都和小猫似的。天一亮就起床，收拾好自己的铺盖不说，又是扫院子，又是挑水。等村民起来，早已水满院净。和村民借用东西，总记得归还。这解放军不但不抢村民的粮食，还经常给村民送去一整盆的高粱米饭。还有一个理发班，是专门为解放军服务的，他们也经常主动帮村民理发。渐渐地，村民们都被解放军部队感化了。“这都是好兵！规矩得很！”村民们私下里都对解放军啧啧称赞。

　　时值寒冬，天气越来越冷，白天在院子里还能忍受，一到了晚上，寒风刺骨，冷气逼人。村民们看到解放军在院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白了，都尽量多腾出一些房子给解放军住。

　　1949年1月，解放军接到指示，部队迅速前进，解放塘沽。当时从赵北村到塘沽的交通线——海河早已上冻，解放军部队只能赶着牲口拉着大车迎着寒风在冰面艰难前进。赵北村很多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青壮年帮忙推车运物资，村里的妇女则来来回回送开水。

　　经过数日激战，塘沽终于解放。国民党部队被俘虏以后，解放军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融化改造俘虏运动，召开诉苦大会，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俘虏兵和解放军朝夕相处，生活、行军、战斗都在一起，随时随地可以交流思想。解放军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最能感动俘虏兵。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军上级领导吃、穿、住都和战士一样。有的战士生病了，班长会帮助背行李，把好房子让给战士住。解放军十分讲究军纪军规，善待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俘虏兵渐渐被感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队又来到赵北村垦荒，村民还是习惯地称他们“八路”。现在赵北村一半的田地都是这批部队开垦出来的，村民称之为“八路圈”。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战士们干活从不含糊。为了激发劳动积极性，他们还自发搞起劳动竞赛，在短时间内大量荒地被开垦成条田。部队在赵北村垦荒三年，成绩突出，之后撤离，把田地都分给了赵北村民。

　　赵北红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专业医生，只好先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当时赵北村有一批这样的赤脚医生，村民都叫他们红医。

　　村里的老中医张会仁因为眼疾，久病成医，中医医术高明。沈洪骥（1941年生），20岁跟着村里的老中医张会仁学习中医，立志一辈子为村民看病。沈洪骥不只学习中医，还自学西医，医术精湛。

　　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十分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银针和草药是赤脚医生的两件宝。曾有一个村民患了面瘫，沈洪骥用针灸配合草药，用了半个月就把他治好了。      

　　沈洪骥自打从医开始，就养成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去哪儿都带着药箱。有一日，村民请沈洪骥到家里吃饭，饭间，村民突发心梗，晕了过去。沈洪骥顺手拿过药箱，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幸好及时，否则等送到医院人就没命了。

　　当时在农村，能够背起药箱当赤脚医生是青年最时髦的人生理想。沈洪锐（1949年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求学，在天津卫校培训进修，学成后回村做了赤脚医生，村民都十分相信他的医术。在传染病肆虐的时期，沈洪锐和其他赤脚医生自发组织起来，为村民免费注射预防疫苗，讲解预防知识，切实地降低了村民的得病率。

　　赵北红医没白天没黑夜，村民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出诊，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节日假期。他们不但不多收取医疗费，如果谁家贫困，有时还会倒贴药费。附近村的病人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尽管他们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但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村民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但遇到自己治不了的大病重病，他们会建议村民到大医院治疗，有时还亲自陪着去。

　　图为赵北中心小学，来源百度百科

　　桃李满园的姜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赵北村还处于私塾教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教育事业开始起步，村里建立官办学校——赵北小学。

　　根据当时国家政策的规定，为了限制地主发展，把村里一户地主的空余房子征用做小学的校舍，教室就是一间客厅。学校一共四个年级，学生到了五年级，就要到务本村高小继续学习。所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老师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授课。当时学校只有姜觉民一个老师。姜老师40岁左右，高中毕业，并不是本村人，不知什么原因来到赵北小学教书。

　　一开学，姜老师用红色硬纸板做了五个圆片，上面四四方方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贴在教室的黑板上方。每一批新的学生进来，姜老师都会认真地讲解一遍“为人民服务”的含义，作为开学第一课。“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学生的希冀。

　　姜老师一个人兼教国语、算数两科，兼带四个年级。一个教室里，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六七岁。对待不同的年级，姜老师都会因材施教，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姜老师奖罚分明，对于功课做得不好的学生，他会严厉教训，甚至打板子。同时，只要看到学生有进步，就不吝鼓励，甚至自己出钱买铅笔、笔记本作为奖品奖励学生。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常瞒着家里逃学，姜老师总是不惜时间，到学生家里做工作。有些家长对孩子上学本来就持无所谓的态度，对姜老师的家访往往置之不理，姜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真正说服村民才罢休。

　　姜老师在赵北小学当了几年老师，又在务本村的高小做老师，后又当校长，赵北村大部分村民都曾经是姜老师的学生。之后，姜老师又在小东庄学校任校长（一说教务主任）。70年代“文革”时期，姜老师受到迫害。80年代左右，因病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