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

　　李家台村，原属于刘台村，1994年，军粮城镇的刘台村一分为四，分成刘台新村、李家台村、后台村、北旺村4个行政村。李家台单独成村，由“李家台”“小庄子”“刘家坟”“八间房”、刘台小学、军粮城中学等组成，占地面积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4000亩。有425户，68个姓氏，农业人口1525人，非农业人口245人，少数民族10人，包括回族、白族、蒙古族、壮族等民族。村北邻后台村，西邻刘台新村，南邻塘洼村，东邻苗街村。2014年4月李家台村撤村，现村民统一搬进军粮城新市镇军瑞园、军祥园、春竹轩、夏荷轩、秋棠轩、冬梅轩居住。

　　图片来源丨肖光影像

　　村名的由来

　　明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挥师南下。刘氏一族为躲避战乱，从南方北上，在军粮城原刘台村西侧一高地定居。因刘氏是第一户来到此地的人，因此这里被称作“刘台村”。

　　后来，战乱不断，自然灾害频发，各地难民四处寻找生存之地，李氏一族来到刘氏家族东侧高地落脚，后经繁衍和直系家族迁入，形成“李家台”。1994年，军粮城镇的刘台村一分为四，分成刘台新村、李家台村、后台村、北旺村4个行政村，李家台单独成村，变为李家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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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娃娃变大个，两天筑起三官爷庙

　　相传，老刘台村有个叫赵二射的小孩子，天生饭量大，经常为吃不饱饭而吵闹。某夜大禹托梦给二射，只要他为“三皇”尧、舜、禹修好庙宇，便可庇佑他日后天天吃饱。二射一听能吃饱兴奋不已，可转念一想自己一幼童哪能搬得动修庙用的大青石，不由泄了气。大禹似乎看破了他的心思，不待二射提问，便告诉他，等醒来之时自然明了。

　　这时，酣睡中的赵二射肉身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先是腿变得粗壮结实，紧跟着身子变得滚圆滚圆的，胳膊也明显健壮起来。一时间，二射浑身上下都在不断增长，二射睡的床因其增长过快而发出剧烈的响声，床上的几块木板也因承受不了越来越重的身体而“噼里啪啦”发生断裂。巨大的响动惊醒了睡在隔壁屋的二射母亲。二射母亲进屋一看，自己的孩子已经长成和成人大小差不多的样子，顿时吓坏了，急忙上前拍了拍二射的头。这一拍不要紧，不但惊醒了睡梦中的二射，也打断了他躯体的生长，造成二射四肢虽都已成长健全，可偏偏头部没有发育。所以二射有一个魁梧的身子，但却顶了个小小的脑袋。

　　赵二射区区一个小娃娃一夜之间变大的事情令村民竞相称奇，村民们纷纷来看二射，二射也给村民们讲述了梦中受大禹所托修庙的事。听完这个故事，再看二射这神奇的变化，村民们纷纷认为此乃上天所降神谕，于是马上集资为“三皇”修建庙宇。

　　修庙所用之材都是上等的青砖，村里最强壮的青年一次也只能搬动一块，而二射却力大无比，用一大箩筐装满青砖，一箩筐一箩筐地往修庙的地方背，村里人看了直呼神奇，连连惊叹不已。二射一想到大禹让他吃饱饭的允诺，浑身便有使不完的气力，夜以继日地背砖修庙，再加上全村齐心，只用两天时间就把庙宇建成。村民们把尧、舜、禹三尊像请进庙中，将庙命名为三官爷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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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佩闻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刘佩闻（生卒年月不详）便是十里八乡人尽皆知的人物，不但家境殷实，还接受过新式教育，可以说是老刘台村学识最高的人。华北沦陷后，日军在政治上采取“以华治华”的原则，日军相中了精通日语且人脉广泛的刘佩闻，但凡日本人来到军粮城地区，必定要请刘佩闻担任翻译随行。

　　日本并未直接军事管制军粮城地区，1940年，日本农业资本家加藤三之辅在此成立军粮城精谷株式会社（又称军谷公司），将村民们作为种田的劳动力，以让村民为自己种植、加工的形式间接统治军粮城地区。加藤三之辅，日本巨贾之子，其父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朝鲜精米大王”。加藤本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仓储专业，并不是职业军人出身，长于业务而短于治理，偶尔会在地方事务的处置上向刘佩闻问询，刘佩闻则往往借机行护佑乡邻之举。

　　刘佩闻与加藤二人真正实现了化敌为友，加藤替刘佩闻按日本习俗起了日本名字，更因敬重刘佩闻的为人，与其按中国习俗结拜为盟兄弟。毫不夸张地说，刘佩闻的日语讲得比中文还好，处事圆滑，所以加藤非常信赖他，加藤以下的其他日本人也都很敬重刘佩闻，日本人多次声言：“只要刘桑开口，什么都好商量！”利用这个便利，刘佩闻在给日本人做翻译、当差的同时，帮助了不少老刘台村的村民。

　　有一次，东郊的游击队偷袭了日军的巡逻小队，打死几个日本兵，日本人恼羞成怒，责令一定要查到游击队的下落，沉重打击抗日力量。但游击队来如影去如风，日本人怎么找也找不着游击队下落，找不到游击队，日本军官就没办法对上头交代。日本军官就以雇人搬运尸体的名义，招募了几名村民，让他们将尸体搬运到指定地点，心中却盘算着杀了这几个村民，冒充游击队员来应付上面的责令。当时刘佩闻正给这伙日军当随行翻译，察觉到他们“李代桃僵”的计谋，刘佩闻虽面无表情，内心却思绪万千，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能不动声色暗示村民逃跑的办法。

　　刘佩闻特意将茶壶底打漏，走到村民身边吩咐道：“你们几个，到河边弄点水来。” 其实刘佩闻是暗示村民“破壶盛水，有去无回”，让他们赶紧逃命。谁知道这几个村民贪图日本人的几个赏钱，也没走脑子去想刘佩闻的暗示，一会儿一身怨气地拎着破壶就回来了。刘佩闻背对着日本人给村民们使了好几次眼色，然而村民完全错误地领会了他的意思，日本兵倒开始警觉起来，刘佩闻怕日本人发现他的企图，只好作罢，而这几个村民最后都成为日本人的枪下亡魂。

　　经过这件事，刘佩闻心中懊悔不已，一直责怪自己，想着当时要是能再说明白点，就能救这几个村民的性命，他们就不会白白送死。尔后，刘佩闻要是听说村里哪家人不小心得罪了日本人，被日本人关起来吊打，都会亲自跑到日本人那里为村民求情，最后凭着日本人的信任，这些村民都被救了回来。有的村民因为偷稻米，被日本人关起来毒打，刘佩闻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日本人进行交涉，让他们释放这些可怜的村民。在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下，刘佩闻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拯救了许许多多老刘台村村民。

　　除了保护村民不受日本人伤害外，刘佩闻还积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为村里办实事。譬如他看到许多村民无事可做，又没钱开荒地种田，经常食不果腹，就游说加藤并自己出资一部分，带村民开了一大片稻田，这片稻田就是老刘台村的西洼子。开完稻田之后，刘佩闻便让村民们去种地。虽然稻谷要交给日本人，让村民们心有不甘，但村民也总算有口饭吃。他筹资为村里修建教习新式教育的刘台小学，虽然小学中实行的是日伪政府的奴化教育，但也推动了老刘台村新式教育的普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力日趋紧张，只得将适龄青年都招募军中，加藤三之辅也被强制入伍，军谷公司因此衰落下来。驻扎在海光寺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急不可耐地撕去了伪装，成立“米谷统制会”（1943年），直接对军粮城地区展开统治，统治会下辖由三百多无赖、流民组成的勤农队，武装收购稻谷，在军粮城地区横行霸道，乡民苦不堪言，都将他们称为“擒农队”。刘佩闻利用关系左右活动，从勤农队手中拯救了不少乡邻。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来到军粮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军粮城的一片地进行重新划分，本来属于老刘台村的一大片地被划走，村民们欲哭无泪。刘佩闻得知此事后，一纸状书呈上法院，状告天津县国民党当局非法占地。法院最终判定刘佩闻胜诉，将老刘台村被划走的地还给了老刘台村，这一“民告官”事件在军粮城乃至整个天津市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间，刘佩闻的大名响彻整个军粮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佩闻因替日本人当翻译受到政治波及，但村民们都敬重他的为人，达成一致要保护刘佩闻一家，所以无论是土改还是“文革”时期，都没有人借题发挥挑起对刘佩闻的批斗。

　　改革开放后不久，刘佩闻当选东丽区政协委员。1996年，当年的“大加藤”故地重游来到军粮城看望刘佩闻，还接刘佩闻一家一起去日本旅游。之后几次“大加藤”要在老刘台村开办日资企业，当时区政府一直不理解为何日方要将厂房设置在条件并不优越的老刘台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加藤董事长交代过：“有刘佩闻的地方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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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壮丁与革命

　　1946年开始，随着内战爆发，华北国民党当局不断利用保甲制度征集壮丁，扩充其部队规模。一方面保甲制度严格控制了地方的人口登记，另一方面也给了一批人钻空子的机会。老刘台村就有群“职业”壮丁，打起了保甲制度的擦边球。

　　当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彼时的国民党征丁根本不设年龄与身体条件限制，仅仅是硬性规定每甲需出一人充丁。古语言：“好男不当兵”，更何况这战火纷飞的年代。各家各户都不愿自家子弟投军，于是约定俗成，出丁那户人家可以得到本甲内其他九户粮钱的补贴。

　　这种制度创造了一批老刘台村的“职业”壮丁，每次国民党征兵，这批人就踊跃报名，收了各家粮钱帮人顶替充丁。被军车拉走十天半月后，就见这批人陆陆续续逃回村来，坐享之前其他各户给的钱粮。下次国民党再征兵，又是这批人主动报名，收了钱粮，几天后又陆续逃回。这批人也不种田了，彻底将“被征兵”当成自己的“职业”。有时，偶尔断炊的他们还会向保长打听，啥时候政府再征兵。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国民党军也不都是傻子，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只要来刘台村抓壮丁，这一路上壮丁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少，外加征兵时老是看见这几张老面孔，于是他们便想出了对策。

　　不久之后，国民党军队再次来刘台村征兵，“职业”壮丁们又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军车，跟村里人挥挥手，相约几天后见。谁知道军车一开起来就不停，眼看离村子越来越远，想跳车却被身边国民党兵狠狠抓住，不论吃喝拉撒睡都被士兵严密监视着。这群村民一直到被送进驻扎在张家口的“华北剿总”第11兵团，才被放松了监视。

　　“职业”壮丁们这下傻了眼，欲哭无泪，心想这下可糟了，当几天大头兵混点饷钱作路费再回家吧。那时通货膨胀得厉害不说，国民党军队腐败至极，上级吃兵肉喝兵血，不把士兵当人看，长官还经常把仅有的饷银拿去搞黄金投机。“职业”壮丁们当兵本身就为了讨生活，没想到在军营里的生活还不如在村里，所以这段生活经历让他们恨透了国民党军队，私下里都表示共产党要打来，就算共产党不给钱，也给他们干。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为增强平津地区守备，国民党当局下令驻扎张家口的部分国军逐渐向天津收缩。老刘台村的“职业”壮丁们一听能回家，顿时有了积极性，可谁知道这行军路上磨难重重。该军前后左右都布满了解放军，解放军采取疲敌战术，只要该军埋锅造饭就展开袭击，只要稍加休整就枪炮招呼，再加上领军将领昏庸无能，两天下来国民党军疲惫不堪，士气全无，可给“职业”壮丁们折腾坏了。于是大家暗地想着，赶紧别给国民党干了，早日投共的好。

　　解放军在怀柔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时，刘台村出来的人集体将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一摘，棉袄反穿，当时就反正了，跟着解放军打起国民党来。解放军整编时，“职业”壮丁们纷纷表示跟着党的队伍走，彻底赶跑“刮民党”，战斗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在国军那边时的消极怠工，变得作战主动积极起来。

　　这批老刘台村“职业”壮丁转化为解放战士后，陆续参加了解放华北、武汉、四川、海南岛等大小无数次战斗。大半个中国的解放战斗中都出现了刘台人的身影。

　　解放后，作为革命战士的他们回到久违的老刘台村，当村民问他们怎么这次做壮丁走那么远、走的什么路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异口同声地答道:“路嘛走得是有点曲折，但总算上了革命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