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中营村，“文革”时曾更名红星村。有425户，1170人，耕地345亩。东至小东庄村，西至中河村，南至津塘公路，北至京山铁路。

　　村名的由来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朝军队面对依靠近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外国军队，一败涂地，屡战屡败，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试图以全方位的改革，挽救颓危的国势，编练新式军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大清的国库早已被数额巨大的赔款掏空，无力为新军提供军粮军饷，只能依靠各地将领自行设法筹集。一时间，各地的将军督抚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是发行国债，或是设置新税来筹集粮饷，同时也有不少将领选择屯田这一古老的办法。

　　一百多年前，中营村所在的地区还是一片广阔的荒地，没有人居住。驻扎在天津的一个清军营官，见此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且又靠着东河，水资源丰富，便向上司报告发现一处绝佳的屯田之地。上司派人考察后，认为这里确实适合军队屯垦。于是沿着东河，自北向南设置了三个屯垦指挥部，分别为前营、中营、后营，指挥清军在此开荒种地，囤积粮草。

　　渐渐地，一些外地农民陆续迁到此处，以三个营盘为中心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一个村落。这三个营盘中，属中营的规模最大。进入民国以后，此地区归中河管理。抗战胜利后，因为中营人口多，于是将前营、后营都并入中营，前后营的说法渐渐消失。

　　注：1996年版《东丽区志》载，中营村为清朝光绪年间建村。

　　言而有信家风传

　　在中营村，杨氏一族可谓小有名气，“言而有信”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家风，杨氏族人无人不晓。中营杨氏是洪洞杨氏的一支，明朝时期大忠臣杨波据说是其先祖，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到中营定居的呢？“言而有信”的家风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其中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杨姓是我国的一个大姓，其子孙分布在全国各地，繁衍生息，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不少名人，例如流传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典故的东汉廉臣杨震和家喻户晓的北宋杨家将，历朝历代都能找出杨氏族人的杰出代表。

　　到了明朝，洪洞杨氏的一支，也就是现在中营村杨氏的先祖迁移到江苏江阴县，并在那里安定下来。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在陌生的土地上逐渐置起一份不小的家业，数百年中，杨家人丁兴旺，成为当地一个大族。

　　可惜好景不长，清朝末年官吏腐败，朝政紊乱，再加上外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时间各地烽烟四起，战乱不断，刚开始杨氏一族还能依靠经年积攒下来的粮食闭门自守。可随着战事规模不断扩大和延续，途经这里的各路军队为了筹措军饷，都要从杨家大肆搜刮一番，稍有反抗就以刀剑威胁，杨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代先祖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就这样被搜刮殆尽。

　　杨家后辈中有三个二十来岁的亲兄弟，他们不甘心在这里坐以待毙，商量着到外地去躲避战乱，待找到一块合适定居的地方后，再把家里的族人全部搬迁过去。说干就干，第二天这三兄弟就收拾好行装，带上干粮，含泪拜别了双亲，背负着全族的期望踏上北去之路。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因为大路上都是乱军，只能挑些偏僻的小路行进。一个多月后，他们仍没有找到一块可以安定的地方，但携带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就这样无功而返，还是继续前进，三兄弟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正当他们踌躇之际，老三突然大喊起来：“大哥二哥快看，东边是不是有一户人家？”老大、老二沿着老三指的方向望过去，借着夕阳的霞光，依稀看到远方坐落着一个院落，规模似乎还挺大。老大兴奋地说：“那里看着像大户人家，我看咱们还是先去讨些饭吃，填饱肚子，留宿一晚，等到明天再商量究竟何去何从。”说着，兄弟三人加快脚步，朝院落方向走去。

　　三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道观。进去后发现，虽有数重大殿巍然耸立，院子里却是杂草丛生，荒芜得很。他们喊了好几声后，才从后院的配殿里出来一个老道士，原来观里的其他道士都往他处避乱去了，只剩他一人留守道观，这么大的院子打扫不及，自然显得有些破败。

　　兄弟三人见这个道士发须皆白，年龄已然不小，说话却是声如洪钟，铿锵有力，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风范，不禁肃然起敬。老道听他们诉说了来此的原委后，又见这三个年轻人行为举止都很得体，很是喜欢，不仅同意兄弟三人住下，还建议三兄弟把他们的家人也接到这里暂住，因为这里总要比其他地方安定一些。三兄弟听后不禁喜出望外，没想到本来只想找个晚上歇脚的地方，却碰到一位这么慷慨的道长，真是撞了大运。

　　道长从屋里拎出个袋子，说观里的粮食不够几个人吃的，去附近村子里化些斋饭来，让兄弟三人在配殿等他回来，并再三告诫他们仨人不要碰道观里的任何东西。刚开始，兄弟们仍沉浸在找到落脚之地的兴奋之中，只是在配殿里休息。后来，等了好久也不见老道回来，饥饿难耐，逐渐沉不住气。

　　老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说：“道长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又不让我们出去，现在可饿死我了。要不我们到其他屋里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些吃的。”“不行！道长临走前交代，不让我们碰这里的东西！”大哥阻止道。“那道长走前也没说要去这么长时间啊！”老三显然是饿极了，一向对大哥言听计从的他这次却坚持己见。

　　大哥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老二拦住了，“老大，老三说得也有道理，咱们都一天没吃饭了，就算找到些东西吃了，道长回来也会理解的。咱们不碰其他的东西就行了。”“走吧，去看看，大哥！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道观呢！”老三见二哥站在他这一边，心中有了底气，上前拉着大哥催促着出去看看。老大没办法，只得随他们出门向后殿走去。

　　这道观虽然看着有些破败，神像上也布满灰尘，但气势还在，给人一种威严感。他们在殿里转了大半圈，也没见有什么食物，不免有些失望。正当他们准备离开之时，看到神像后面好像放着什么东西，三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具石棺。这道观里怎么会放一具石棺呢？这里面会不会放着什么宝物呢？那道长不让随意乱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呢？一连串的疑问闪现在三兄弟心头，更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他们忘记了道长临行前的嘱咐，一心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可是三人合力推石棺的棺板，也不见有丝毫移动。正当三人累得满头大汗时，道长从外面化缘回来。见兄弟三人尴尬地站在石棺前，便明白了一切。不过道长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走上前来，气定神闲地用单手推开了石棺的棺盖，看得三兄弟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个老道竟有如此厉害的功夫。道长拍了拍手说，这些都是他师父传给他的，石棺里只有师父的一件道袍和一双鞋袜。说完，把米袋丢给三兄弟，自己回房休息去了。

　　本来道长见这三个年轻人聪明伶俐，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功夫都传授给他们，没想到他们不听嘱托，胡乱翻动观里的东西，尤其是玷污了师尊，因而感到深深的失望。兄弟三个默默地煮了晚饭，自知虽然道长没说什么，却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更别提接家人来住。于是，趁夜悄悄溜出道观，继续前行而去。

　　兄弟三人又走了好久，终于在中营附近找到了一块可以安居之地，于是安顿下来，也相继成家立业。在之后的生活中，他们一直谨记当年道观中的教训，总是教导家人一定要言而有信，渐渐地形成了传承至今的优良家风。

　　军民鱼水情

　　1948年底，解放军大批部队从东北入关，准备解放天津这座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中营村位于天津东郊，是市区通往港口的必经之地，为了防止敌军向东逃窜，解放军在中营附近部署了大量官兵，并把一个师级指挥部设在了村里。

　　指挥部进驻后，随行的参谋人员、警卫人员、通讯人员、后勤人员在村子里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原本冷冷清清的小村子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抗战胜利后，村民们翘首以盼，期望把日本人赶跑后能有一支真正保护老百姓的军队，从大后方赶来的国民党军队就是在这种万民欢腾的氛围中进驻天津各地的。但后来随着内战的爆发及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节节溃败，国民党军队的纪律越来越差，经常骚扰老百姓，搞得民怨沸腾。现在国民党军队撤走，又来了一支陌生的军队，村民们被国民党军队伤透了心，因此对于解放军进驻村里是福还是祸，大家最初心里都没底。村民们由于对这支戴着狗皮帽的军队还不熟悉，平日里都是尽量避开。

　　没过多久，村民们发现解放军虽然穿着打扮土里土气，没有国民党军那么整齐划一，但是士气高昂，每个士兵都透露出一种自豪感，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里的士兵总是垂头丧气，常常是惶惶然不可终日。更重要的是，解放军不仅不向村民们征收粮食、被服，还会从军粮中分出一些提供给那些生活困难的村民，村中的老人们纷纷感叹：自古以来都是百姓们出丁出粮供应官府军队，哪有军队会反哺百姓，这不就是上古先贤所说的王者之师么？

　　这种在村民看来属于破天荒的举动一下子拉近了军民之间的距离，再加上部队的大力宣传，村民们都明白了帮助解放军打老蒋就是在解放自己，就是在为建立新中国出力。于是,大家纷纷主动地向指挥部提供自己所了解的天津城和敌人的信息，要为解放天津做贡献。

　　后来，国民党天津守军陈长捷部企图负隅顽抗，驻扎于天津周边的解放军各部随即向敌人发动了进攻，中营村里的师指挥部也要前移。在指挥部开拔的时候，虽然军情紧急，部队走得很匆忙，但依然有许多村民自发地将子弟兵们送到村口，愿他们战斗顺利，能够平安归来。

　　果然，英勇的解放军仅用了29个小时就将天津解放，中营村村民得知这个消息后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直到现在，一提起解放天津，村民们还会满脸自豪地说：“解放军还有一个指挥部设在我们中营村呢！”

　　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村民每每回忆起潘旭栋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总会赞叹不已，并以他为榜样教导子孙。

　　潘旭栋（约1910—1980年）出生在贫苦家庭，小时候只在村里学堂读过几天书，之后就辍学回家，担起家庭重担，挑水、拾粪、推磨的活儿，小小年纪的他总要争着干。村民常在田野间看见小小个子的潘旭栋背着个大大的竹筐去摘菜。竹筐被大大小小的蔬菜填满，潘旭栋背着竹筐的样子，在其他人看来，不是他背竹筐，而是竹筐背他。村民碰到潘旭栋的父母，总会向他们竖起大拇指，羡慕他们能有一个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

　　长大后的潘旭栋身强体壮，目睹家乡被战火破坏后，立志成为一名军人，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听说儿子要参军入伍，父母不放心，心想战火没有眼睛，哪天烧到自己身上都不知道。可是实在拗不过儿子，只好勉强答应。谁料，日本投降后，潘旭栋加入的共产党部队要进入东北。潘旭栋父母本来就对朝不保夕的军旅生活充满了担忧，现在孩子还要背井离乡，行军打仗。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潘旭栋知道父母的苦楚，开导他们的同时，也诉说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行军北上，血战四平

　　四平地处东北平原中部，处在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铁路的交叉点上，是通向东西南北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座东北的战略要地，注定成为国共两党殊死血战的战场。为了争夺这一重要军事要地，国共两党都派出了得力的军事干将。作为蒋介石得意门生、国军常胜将军的杜聿明统帅大军前往东北，共产党则派出具有军事指挥才能的林彪应战，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在战役还没开始前，潘旭栋收到父母托人写的信，信中满是对他的担忧与不舍。潘旭栋没有回信，而是把信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如影随形地带着它。后来，两军正式开火，通讯中断，潘旭栋小心翼翼地拿出几个月前收到的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夹杂着汗水与期待，信变得皱巴巴。潘旭栋把对亲人的思念转化成动力，一心想着好好打仗，打败敌人，争取早日回到家乡看望父母。

　　当时，两军交战的地方，日日夜夜都被响成一片的炮火所包围。潘旭栋和战友们白天依托工事顽强防守，晚上还要加强戒备防止偷袭。在敌人枪林弹雨的攻击下，潘旭栋没有退却，总是冲在最前头。由于表现突出，四平战役后，潘旭栋晋升为团警卫排排长。

　　南下广西，根植盐场

　　后来，潘旭栋随着部队南下，打到了广西。复员后，被安排进广西兴国盐业局工作。

　　当时海盐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下：趁着海水涨潮，将海水引入纳潮口闸流入储水湖，接着海水会通过扬水站，经过初、中、高级蒸发池。此时的海水浓度升高，成为平常所说的卤水。紧接着，卤水进入结晶区，从而饱和结晶。盐工将生产好的海盐堆积成一座座小银山，并通过火车输往全国各地。限于当时的生产能力，海盐生产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盐工的全程参与和配合。由于产盐工作量大，盐场的工人只能轮流倒班休息。

　　一村民受潘旭栋父母所托，特地来盐场看望他。盐场靠海，海风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肆虐，盐工们的脸上沾满了尚未结晶的盐，被海风刮得黏黏的，摸上去粗糙极了。那位村民看到一人赤裸着上身，头戴遮阳帽，赤着脚，正用钉耙在刨盐，走到跟前才发现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原来就是潘旭栋。

　　村民心疼地说道：“你赶快收拾下，咱卷铺盖走人。这地方还不如咱村，回家照样有口饭吃。”潘旭栋谢绝了村民的好意，向他解释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部队让我待在这，我就要在这好好干，发挥我的光我的热。”“可是你也得现实点啊！早年你行军东北，你的母亲暗夜里常偷偷抹泪。后来听说四平战役死伤惨重，乡亲们都以为你已经牺牲了，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父母。你父亲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相信你能回来的。农闲的时候，他都会在村口久久地坐着，期盼回村的人是你。你呢，好不容易九死一生，不好好回家侍奉父母，说不过去呀！”潘旭栋动容地说道：“父母养我疼我，我知道。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弃国家需要于不顾的人，那我可没脸见父母，见我们村里的父老乡亲！”村民知道他的犟脾气和人生理想，明白硬拽着他回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叮嘱他要好生照顾自己。潘旭栋很感激村民能理解他的行为，并请求他帮忙照顾好家中的父母。

　　回归故里，心系家乡

　　20世纪50年代，盐场的发展已经逐步走上正轨，盐场采用风车抽水取代了原来的人力抽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产品也实现多样化，分为粗盐、细盐等不同类型。潘旭栋认为在盐场上已经发挥了自身的最大价值，是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的时候了，于是弃官回村务农。

　　村里的街坊邻居对他的这种行为很不赞同，张口问道：“你在盐场最苦的时候没有回来，现在白手起家已经混得有模有样，居然要回来。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潘旭栋微微一笑，简单地回了句：“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