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天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先生逝世30周年。梁先生曾于1936—1937年执教于南开大学英文系，为南开外语教育事业做出过辉煌贡献。他走了，留下了后人对他的永远怀念与追思。南开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梁宗岱，广东新惠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杰出的文学翻译家。1923年毕业于岭南大学英语系。从1924年起，赴当时的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留学，后留学英、德、意等国。梁宗岱留洋归来，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由诗人而学者，而翻译家。1931年，经傅斯年向胡适推荐担任北大法语系主任，那一年他才28岁。几年后，却因一件小事梁宗岱触犯了胡适，在一次欢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宴会上，有学者问伯希和：“当今的历史学界，您以为谁是最高权威？”伯希和答道：“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会上梁宗岱担任翻译，译得直截了当。胡适生气了，自然迁怒于梁宗岱。二人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明里暗里冲突不断。最后，梁宗岱不想做“学阀的走卒”(梁语)，被迫离开北大。

　　1935年秋，从日本回国之后，次年初，他毅然决然走进南开园，执教于我校英文系，主讲法国文学，他对法、德、英三国文学都十分精通，曾讲授《西洋文学名著选读》。梁先生来南开那年，正是我校英文系鼎盛时期，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全国著名作家应邀来我校演讲者，有朱自清、朱湘、孙大雨、罗念生等。先后又有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罗大冈等来我系任教。

　　梁宗岱的翻译造诣深得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的赏识。1927年他将保尔·瓦雷里著名长诗《水仙辞》译成中文，他是中国译介这位象征派大师的第一人，并从此与大师结成了忘年交。留法期间，瓦雷里和罗曼·罗兰都非常喜欢这位来自异国的青年。瓦雷里对20几岁的梁宗岱不吝溢美之词，说他的诗“的确拔类出群”。

　　1929年，他将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散文和诗歌《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系统翻译成法文，后出版了《陶潜诗选》，得到了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毫不陌生！从我们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气味居然是同样的。”梁氏是继敬隐渔之后与罗曼·罗兰有过文字交往的第二个中国人。梁宗岱为人从不做作，从不虚伪。有时在得意忘形之时，还竖起大拇指开玩笑地自夸一番：“我英文这个，法文这个，研究罗曼·罗兰这个，翻译《浮士德》这个，中文这个，身体这个。”一口气能说出十个八个“第一”。可是，当人们请他把罗曼·罗兰写给他的十几封信拿出来发表时，他却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信里许多是吹捧我的，拿出来不好。”梁宗岱特别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个人。”这就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1931年，他翻译出版了著名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收入世界著名诗人歌德、勃莱克、雪莱、雨果、波德莱尔、尼采、魏尔伦、里尔克和泰戈尔等人的37首杰作。)被誉为“五四”以来优秀作品。其中歌德的一首《流浪者之夜歌》为他的最爱：“一切的峰顶，/沉静，/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们在林间无声。/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并用诗中一句“一切的峰顶”作为他译诗集的书名。这也许是为了怀念他在欧洲和日本的那段自由快乐的游学时光。因为他和他的夫人沉樱曾在日本叶山完成他们的蜜月旅行。也正是在日本叶山这安静的海滨，才得以沉浸在他酷爱的世界文学中，翻译完成了这本著名的《一切的峰顶》。

　　1936年，他还翻译了欧洲近代散文创始人，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的著名散文，集名《蒙田试笔》(后被编入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1941年，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罗丹》。同年，出版了梁氏于1923—1936四年间翻译的小说和剧本，取名《交错集》(收入里尔克的小说《上帝的故事》、霍夫曼的《圣史威斯特之夜的奇遇》、泰戈尔的剧作《隐士》等)。后又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等。1943年翻译了莎士比亚的30首十四行诗，并撰文《莎士比亚的商籁》，为我国翻译莎氏十四行诗的第一人。梁宗岱文中说，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这种体裁中“赐给我们一个温婉的音乐和鲜明的意象的宝库”，“在这里他用主观的方式完成了他在戏剧里用客观的方式所完成的”，“对着这样的诗，译者除了要频频辍笔兴叹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1957年到1960年间，继续从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工作(“文革”期间译文遭毁)，1970年，他以73岁的高龄又重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154首和《浮士德》(上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54首，1978年选入《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并与《一切的峰顶》一起合编《梁宗岱译诗集》，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宗岱的译作，论数量不算十分丰富，他的宗旨是“以质取胜”，他的译品能“抵得住时间尘埃的侵蚀”，永远“保持其青春的鲜艳与活力”。

　　“以质取胜”，还体现在他严谨认真的翻译态度上，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里，曾将美学中一个范畴“sublime”译为“雄伟”。梁宗岱似觉译得失之妥当，便从字源、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考证研究，写成数万言的长篇论文《论崇高》，以论证此译不妥，应译“崇高”为宜。此例虽小，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译史所广为传颂。

　　1983年，梁宗岱先生与世长辞。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一个“全才”，然而，时代却没有给他足够的舞台，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天才”。翻译家柳无忌作为他的南开同事，在怀念文章《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中，深情地写道：“八年抗战，十年浩劫，折磨了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学术精湛的知识分子。宗岱以八十高龄而逝世，寿不可谓不长，但他在人世间所遭受的迫害，摧残了他那多姿多彩的才华，却是空前的。从他离去南开那年算起，这位‘被冷落了几十年的老诗人’，倘使在较为良好的环境下，我相信，会对中国的诗坛与学术界，做出更为辉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