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国学”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笔者以为,汉语语境中的“国学”概念出现于晚清民初之际,它虽然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西化”而逆向激发的文化复古思潮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国学”最初的倡导者们的主旨与思路已经与日本学者对于“国学”的理解大相径庭了。如果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即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历程的话,那么,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国学”就理应被看作是“现代”学术之一种,因为“国学”的性质、功能及形态等诸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有了根本的区别。

“国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其基本构成要素与语言及民族国家具有重要关系。从本质上讲,“国学”所凸显的主要是其“民族特性”,而民族特性最为鲜明的显性标志则是语言。“国学”正是以“汉语”重新建构“汉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胡适等人倡导以“国语”的“创制”作为“国学”研究的前提,“汉语”才由“原初汉语”开始了向“现代汉语”的过渡,也因此才真正确立了现代“国学”所应有的地位。“国学”之“知识系统”的重建必须从重新清理和确认真正的“现代汉语”着手,只有以“汉语”形态展开的民族思想学术方可视为“国学”。(贺昌盛/来源: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