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精力都用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学问，而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社会活动家。他就是梁漱溟。

　　毕生著书立说

　　弘扬中国文化

　　梁漱溟，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国家的衰弱让很多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国家命运的抗争与思考，在此背景下，梁漱溟少年时代就受到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期间，梁漱溟加入同盟会，开始以独立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现状。但现实的打击和对社会的失望，让梁漱溟一度十分苦闷，他又转头钻研佛法，在佛学中思考解决人生问题。四年的苦心钻研，梁漱溟写出了对其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使梁漱溟得以被学术界认可。1917年，梁漱溟受蔡元培的邀请至北大讲课，他本着“同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共同研究，互相切磋”的想法，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学之余，梁漱溟经常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梁漱溟认为，但凡是问题，总要说出它的道理，如果说不出来，就表明没有道理。“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能轻轻放过，漠不关心？”经过潜心研究，在比较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后，梁漱溟写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标举了东方文化对人类生活的永恒价值，彰显了孔子哲学与儒家思想的生命智慧，在阐扬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潮下，梁漱溟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反对把“西化”等同于“世界化”，触摸到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这一“民族性”的历史课题，是十分可贵的。

　　实践乡村建设

　　探索救国途径

　　梁漱溟自少年时接受爱国思想，就开始热心国事，但他生长于北京，这样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为何会想着去做乡村运动？一开始他认为皇帝专制是中国腐败的根源，因而主张宪政。但在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他看到社会民众也没有争取到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从而认识到宪政只是在上层说来说去，根本没有深入底层的群众。在此情况下，他觉得应该从我国是农业国的国情出发，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入手来挽救中国，逐步改造中国社会，以实现国强民富的梦想。1927年，他在广东发起创办乡治讲习所，做了“乡治十讲”的讲话，讲述乡治的道理、办法等。后来由于政局变化，回到北方。先在河南辉县办河南村治学院，又因中原大战被迫停办。尽管时局动荡，但决心从未动摇。1931年，在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支持下，梁漱溟等在山东邹平县，划县为实验区，成立村治学院。梁漱溟为学院研究部主任。

　　怀着如“佛家一般的慈悲之心”，梁漱溟在邹平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工作。梁漱溟认为，目前在中国进行乡村建设要抓住两个要点：一是农民的散漫，二是科学技术的缺乏。他认为要是能把这两方面补上，“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对此，梁漱溟很有信心，他认为“这种好，要胜过西洋”。在具体做法上，是将“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引进于中国的乡村，使两者互为促进，互相推动。例如，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贷款给组成合作社的农民。又将农民生产的棉花收购，运到青岛纱厂。同时针对纱厂的需要，做棉种的改良工作，以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民财富。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这样可以农工结合，既增加财富，又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梁漱溟试图从乡村建设运动入手，提高群众民主意识，从而改革我国政治经济。这是他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力衰弱的情况下，对救国途径的一种积极的探索。他所绘制的理想的现代社会蓝图，提出的现代国家的建设方案，对今天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仍旧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促进国共合作

　　为和平而奔走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深感增进全国团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939年，他在重庆与部分民主人士会面，共同商议组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以调解两党矛盾，促进祖国和平。在梁漱溟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遭到破坏，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些民主人士一方面对共产党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另一方面迫切希望能够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他辗转于国共两党之间，为抗日和统一而东奔西走，尽心竭力。1941年，梁漱溟又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民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中国政局的危急时刻，民盟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民盟的成立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梁漱溟致力民主建设的一个顶峰。

　　抗战胜利后，在大家的推举下，梁漱溟担任了民盟秘书长，再次为实现国内和平统一而奔忙，倾情投入到国共两党的调停之中。但是蒋介石却将停战协定扔在一边，制造“李闻惨案”，并随后在一两个月时间占领了解放区的多座城市。至此，梁漱溟认识到了和平谈判的失败。梁漱溟和民盟所代表的中间力量抱着真诚的想法和迫切的心情希望能够阻止内战，走向和平，但是理想很快被现实撞得粉碎。此后几年，梁漱溟隐退在重庆北碚，闭门著书。

　　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曾多次与中共领导人就“中国问题”深入探讨，交换意见。他曾先后两次访问延安，期间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通过交流，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后来和很多领导人成为了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受中共邀请，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1950年至1980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漱溟的人生激情与思考同在，他总是站立在时代的浪尖，殚精竭虑地思考和实践“中国问题”。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