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

　　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