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讲述者

　　马燕是南开区华苑派出所一名普通的社区女民警。从部队副营职岗位转业后，她在这个派出所工作了15年。她的日常工作看起来平平常常，既没有足智多谋屡破大案的传奇故事，也没有勇猛过人、生擒歹徒的壮举，但这些年过去，她留给社区居民的，是许多令人动容的温馨记忆。2014年5月，天津市总工会向马燕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由她首倡的社区“心灵驿站”也在华苑社区开门纳客，她管片儿内的居民，在生活中多了一份便利，在精神上多了一份寄托。

　　马燕说：“作为普通片儿警，社区居民给了我那么多的赞扬，让我心里有愧；上级给了我那么多荣誉，也让我心里有愧。因为我真的没做过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帮居民解决了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小困难罢了。”不过，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为社会的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普通片儿警，马燕的做法，蕴含了一种人生的智慧。

　　穷人家长大的孩子懂得爱和付出

　　我生在内蒙古的一个军人家庭，3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妈妈带着我们兄妹5个人靠救济金度日。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看着妈妈日夜操劳，我总盼着自己能快点儿长大，为她减轻一点负担。

　　16岁那年，我以“九选一”的成绩被白求恩军医学校录取。军校自然是穿军装，报到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换下来的所有衣服，包括提包都洗干净，打包装箱寄回老家。我在心里说，妈妈，女儿现在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我一定会努力，让您过上好日子。

　　从那天起，军校就出了一名“女学霸”，无论什么课程，什么训练，我都是竭尽全力去拼——医学理论课，第一；护理实践课，第一；文化基础课，还是第一。技能比赛考核，冠军；军事比武考核，冠军；内务卫生考核，还是冠军。我心里很清楚，只有这样做，我才不会辜负妈妈为我付出的辛苦。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呼和浩特二五三医院当护士。巧的是，父亲当年病重病危抢救时，住的正是这家医院；小时候有一次我因毒性痢疾险些丧命，妈妈也把我送到这家医院医治。也许二五三医院需要我，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吧。

　　我输液打针手头儿特别准。年迈的危重病人急需输血，怎么也找不到血管，临床护士说，快喊小马来！我赶紧跑过去，出手一针就找对了位置。患病的儿童需要输液，遇到难找血管的，她们也说，快去喊小马！我又跑过去，还是“一针见血”。病人家属说，你看还是人家老护士有经验！结果再仔细一看，嗨，原来是个小丫头！医院的同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马一针。

　　那时候在内蒙古，很多生病住院的老百姓生活条件不行，对有困难的病人我能帮就帮。有一个巴盟的牧民来住院，妻子陪床，没钱啊，顿顿吃咸菜干粮。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去食堂给他们买点儿炒菜。那时候我家里哥哥姐姐也正值婚龄，经济上很拮据，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帮助别人，不能光顾着自己家。

　　心里满满地装着社区居民

　　1999年，我从副营职的军人岗位转业到天津市南开区，成了华苑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转业时让我选单位，我选择当警察，主要是舍不得那身穿了十多年的军装。但是，换上警服我才知道，我的工作，不过是半个接线生、半个收发员，一边接电话，一边收电传，还得负责发报纸。好歹咱在部队也是副营职，小战士给咱立正敬礼的场景简直就是昨天的事情。我心里确实有想法，挺失落的，但嘴上不能说，因为我曾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我每天就是默默干活，遇到来办事的老百姓，无论有什么事，也都乐乐呵呵地接待。时间长了同事们都说，甭管进门之前是“秦香莲”还是“猛张飞”，只要小马接待，保准让您满意。

　　2002年，我被任命为社区民警。当时，华苑碧华里新小区刚刚落成，居民迁了新居，户口登记率却不足两成。我负责登记户口，28栋楼，一百多个楼门，一千多户家庭，四千多常住人口，这还没算上寄宿人口、暂住人口和境外人口。住在这儿的双职工比较多，白天不在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把登记造册的“柜台”一直摆到黄昏。那年夏天天气热，雨水多，而且新小区刚落成，苍蝇蚊子特别多。住在碧华里的大爷大妈们给我们送来了遮阳伞、大蒲扇、冰镇饮料和避蚊油，还主动去楼里吆喝：没看见人家女民警浑身热汗，还不赶紧登记去啊！

　　有位独居老太太，已经90多岁了，儿子移民美国。老太太身体挺硬朗，但内心很孤独，每次见了我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聊天，她无意说起来自己是大年初一的生日。等到春节，我就想，老太太在家独居，过年触景生情，肯定更寂寞，就买了个生日蛋糕去了她家。家里果然只有老太太一个人。我陪着老人家点蜡烛、许心愿，逗她开心，还请她正月十五一起到居委会吃汤圆。到了元宵节那天，我早早就去了居委会，可老人一直没来。我心里有点嘀咕，赶去老人家敲门，门开了才知道，老人把这事给忘了，弄得虚惊一场。人年纪大了记性差也属正常，不过，老人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后来给我看她的日记，上面写着：“初一我生日，小马送了蛋糕，陪着我过生日了，谢谢她。”“元宵节忘了吃元宵。把小马吓了一跳，谢谢她。”看得我心里暖暖的。

　　社区居民刘大姐，女儿在30岁时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内心之苦可想而知。她的女儿生前上过几份保险，受益人是母亲。刘大姐特别难过，不想去办手续，对我说，“人都没了，要钱干嘛呢？”我知道，女儿刚刚去世，如果让母亲一个人去办理赔手续，不等于是揭母亲的伤疤吗？我帮着她办好了保险理赔，还为大姐的女儿办了户口注销。手续办完后，我把她女儿的那个旧身份证留给了大姐，“您留着当个念想吧。”刘大姐后来想换换环境，搬家了。临走时我去送她，她说：“我想把我在碧华里的日子给忘了，但我不会忘了你！”

　　生离死别，刘大姐的事让我很感慨。那时候我妈妈来天津和我一起生活，在老家，我姐人到中年，却得了癌症。我想接她来天津，医疗条件好，也方便照顾。但我姐却觉得妹妹太忙，不愿意影响我的工作，一直拖着，直到病情恶化了才在我的强制下被接到天津，但那时候已是无力回天了。我在火车站送弥留之际的姐姐回老家，还得瞒着患病的妈妈。

　　但即便自己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事情，只要我走进社区，见到熟悉的居民们，却还是会满面春风。人们常说，小马总那么喜兴，看见她，心里就舒服了！

　　调解邻里纠纷让每个当事人都满意

　　调解邻里纠纷，是片儿警社区工作的主要职能之一。小区里有一户居民屋顶漏水，找到楼上，楼上的邻居却找不到出水点。楼下邻居建议楼上砸掉卫生间的地砖，楼上却认为楼下的要求太过分。两家打到法院，法院判决强制执行，但执行的条件不具备，判决变成了“夹生饭”。楼下的邻居有些绝望，干脆给家里的供水管道装了截门。这下可好，楼下告别了“水帘洞”，楼上却变成了“上甘岭”。

　　我分别找到两户人家做工作。社区里的人都知道我，也算给片儿警面子，楼上答应赶紧检修，还承诺要额外给楼下一些补偿；楼下答应立即给水，也声明补偿并不重要。谁承想，第二天两家又变卦了，楼下坚持检修在先、给水在后，补偿与否并不重要！楼上却坚持给水在先、检修在后，补偿只是时间问题！一夜之间，两家人又僵在那了。

　　按常理，总得有一方先让步，僵局才有可能被打破。但双方各不相让，无论怎么调解都是徒劳无功。几次走访之后，我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原来，楼下不同意先给水，是因为他们发现截门已经关上了之后，自家楼顶依然在渗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开截门，还不知道会漏成什么样。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开始琢磨，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如果能找出准确的渗漏原因，不就好办了嘛！我召集物业、维修人员和纠纷的两户人家组成了“观察组”，每个周六上午9点，我们一起来观察楼下漏水的情况。随后的几个月里，楼下接漏水的瓶子里的水由多变少，后来小滴漏变成了水渍，继而水渍也变干了，渗漏的位置和原因都找到了。楼下表态让步，于是楼下先给水，楼上赶紧维修。这么一折腾，就是小半年。

　　小区里有一户一楼民房出租，开了家棋牌馆。之前这户人家向楼里的邻居们打过招呼，也没人提出过异议。棋牌馆开业后生意火爆，每天一直到深夜也不消停，声音嘈杂，人来人往，居民很反感，下了“驱逐令”。租房的老板交了三个月房租，房子装修了，家具牌桌什么的都买了，招呼也打了，生意又很好，就这么停了，绝不能甘心。而房主收了三个月房租，协议签了，手续办了，人也出国了，退租也没那么容易。

　　有困难，找民警，小区里的居民找到了我。房主出国前委托亲戚来代管这处房子，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对方却以人在外地为由不和我见面。最后我在电话里说：“我去找你吧，甭管你在哪儿，明天我准到。”代管的亲戚没辙，第二天就赶过来了。几个当事人坐在一块商量，我说服了老板，又口干舌燥说服了代管的亲戚，退还了两个月房租，老板收钱关张。事情终于圆满解决，几天后，十几位居民举着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华苑社区住的空巢老人很多，我做了一批社区老人爱心联系卡，印上水、电、煤气的维修电话，把我的手机号码也印在了上面。大家很少给我打电话，却说看见联系卡就像看见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发现老年人的午饭普遍都是凑合，就联系老年公寓给住在社区的老人送饭。饭是公寓做的，老人吃饭也得花钱，大家却把功劳记在了我头上。

　　一对老人从报纸上知道捐献遗体的事，表示自己也想捐献。我担心老人办公证时情绪不稳定，就过去陪了一下。老人的子女们说我代表了政府，特意来道谢。我觉得自己其实没做什么。一位老人的儿女工作特别忙，平时难得来看望，老人担心天儿不好买菜有困难，我说您就给我打电话吧。我只给老人买过一次菜，老人却十几次把这事挂在嘴边。我还是觉得心里有愧。

　　其实更让我从内心觉得愧对的，还有我的老娘、我的老公、我的儿子。尤其是我儿子，记得有一次给儿子开家长会，进了校门我都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哪儿。后来他奇怪地问我：“妈妈，您怎么也会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也许，正是这种常怀愧疚的心态，才催生了我的感恩之心、奉献之心吧。因为感恩，我想奉献。因为奉献，我得到了居民的认可，我觉得自己和社区的居民们成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