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副榜”，科举考试中除正式录取外,另取若干名张榜公布时所用的附加榜示。元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国学生岁贡制度也部分被纳入科举考试体系。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当时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举人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又增取乡试备榜，亦授以郡学录及县教谕”。元顺帝年间，也依例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者中取录十八人以为备榜。苏伯衡《苏平仲集》卷六《送楼用章赴国学序》也说，元朝时期乡试也增取备榜，授以州学录、县教谕等学职。明朝永乐年间规定，会试副榜不能参加殿试，但可应下届会试。嘉靖时期规定，乡试副榜，每正榜五名取中一名，名为副贡，不能与举人同赴会试，但可应下届乡试。清朝相沿不改。如明朝后期的文学家凌濛初，满腹经纶，却不愿专攻“帖括”之学，初次参加万历二十八年(1600)杭州的乡试，即以备榜落选。三年之后再参加乡试，又以备榜落选。当时考举人，除了参加本籍的乡试，还可以监生或贡生的身份到国子监参加国子监的考试。两次乡试落第的凌濛初，于是赶赴南京参加国子监的考试，仍然以备榜落选；再长途跋涉赶到北京参加国子监的考试，最终仍以备榜落选。凌濛初在科场中屡败屡战，耗磨了半生精力，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失去了希望和信心，于是写下了《绝交举子书》，准备以归隐终老。(陈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