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

　　双合村，清光绪十年（1884年）建村，曾用名后窑。耕地面积658.6亩，为回汉民村。有158户，510人，其中回民村民140人。位于原么六桥桥南1.5公里，东为郭家台村，西为中河河西中心庄村，南为穆家台村，北为流芳台村。2010年7月22日，双合村被批准整体撤村，根据规划，村民还迁至军粮城新市镇(二期)。

　　村名的由来

　　清光绪年间，河北多数县城发生严重旱灾，骄阳似火，连月不雨，土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农民食不果腹，难以维持生存，连村里的河水都几乎干涸，露出满是石头的河床。老人饿得卧病在床，孩子饿得皮包骨头，青壮年男女整日有气无力，人们生活苦不堪言。

　　河北海兴县的孔氏家族难以忍受饥荒之苦，决定举家搬迁，寻找水源丰富的地方。他们一路向北，来到了排地中河一带。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没人开发。孔氏家族便在此处打起窝铺，准备开发这片土地。可饥饿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他们便给当地其他村落的地主打短工，空闲时拾柴禾来卖。

　　白日里，孔家人种地干活，晚上，全体出动，翻土松地，引水灌溉。渐渐地，将这片土地改造成一大片旱田，种起了高粱、玉米，长势很好，不仅够自己食用，还可以拿来出售，一家人开始过上富足的生活，并盖起几间土房。

　　不出几年，他们攒下一定的积蓄，开了一家烧青砖的窑厂。四面八方逃荒来此的人都到窑厂打工，时间长了，工人和老家的亲人都在这里定居，形成一个村落，被称为后窑（与穆家台村的前窑相对）。

　　河北孟村的吴氏家族便是来后窑打工的，逃荒而来的他们被老乡孔氏一家热情接待，得以在此处定居，还得到一块专门的回民墓地安葬逝世亲人，两家相处十分和睦。

　　与此同时，河北黄骅县的高家也来到此地打工，在后窑站稳脚跟后，也开了属于自己的耕地，老家的亲戚窦氏一族得知后纷纷赶来投奔，就这样，村里渐渐有了孔、吴、高、窦四大姓氏。其中，孔、高、窦为汉民，吴姓为回民，回汉两民一直和睦共处，互相尊重对方的信仰、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通婚现象也很普遍，上百年来都过着安定自足的生活。

　　1950年建立行政村，经村民商议，为了纪念回汉两民族共同建村，同时也取中国人素来喜欢好事成双的彩头，定名为双合村。

　　第一任村支书

　　张金英（约1925—2003年）原是河北黄骅人。其父亲在地主家扛活，任劳任怨，但仍然经常遭到地主的挑剔甚至打骂，受了很多苦。张金英从小看在眼里，立志长大要替父亲出这口气。

　　20几岁时，张金英主动参加解放军部队，父母虽舍不得，再三挽留，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参了军。

　　加入部队没多久，收到上级组织安排，张金英随部队开赴朝鲜战场。这事儿，张金英没敢和家里透露。就在张金英去朝鲜几天后，父亲的病情忽然严重起来，撑了几天，没等到儿子，最终离开了人世。此后又大闹旱灾饥荒，张金英的母亲只能带着留在家里的三个儿子投奔亲戚，在今金桥街双合村定居下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张金英回到黄骅老家，听左邻右舍你一言我一语，才知道父亲的死讯、母亲和兄弟们的逃难，当天便赶往双合村，终于和家人团聚。1961年，村里选举党支部书记，张金英因为在部队时已经入党，是双合村第一个党员，人又能干，被推举为第一任村支书。

　　城里来的小青年

　　1968年，全国各地响应党中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规模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镇中学生被派往农村。紧接着1969年，“备战、备荒、为人民”，战备疏散迅速波及大江南北，大中城市人口被疏散到各地农村。

　　在此期间，天津市有不少中学生连同父母被安排在双合村。村民只记得，城里来了一批又一批小青年，到底因为啥，谁也记不真切、说不明白。

　　其中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学生，叫王三星。王三星的爸爸以前在天津市某家企业上班，妈妈也有正式工作，还有两个弟弟，也不过十岁。王三星在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好学上进，家里都指着三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想到，赶上政策变动，一家五口被遣送到此地。村里给他们一家盖了三间房子，几件家具简简单单，也算够用。爸妈身体本来就不好，由于营养跟不上，心情也不舒畅，病情愈发严重起来，于是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三星一个人身上。三星脑子活，手又巧，学啥像啥，村里大叔下地干活带着三星，三星在旁边看一会儿，就掌握了要领。村民们没有一个不喜欢三星的，都夸他踏实肯干。

　　王三星每天鸡鸣起床，就到地里干农活，中午回来帮忙做饭，接着又是一下午的农活。没过个把月，原先细皮嫩肉的身子晒得黝黑健壮，手上起了茧子。妈妈有一次无意摸到了三星的手，抱着儿子哭了起来。

　　晚上家人都睡下了，王三星便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半天。这是临走时急急忙忙带过来的，只带了这么一本，早已翻得破旧不堪。两个弟弟年幼不懂事，吃不饱饭就在饭桌上哭闹，王三星总是把自己碗里的拨给两个弟弟。

　　一日，王三星在地里干活，忽然晕了过去。还好被村里刘大叔看到，赶忙把三星背回家，等三星醒了，才知道是饿晕的。刘大叔二话不说，从家端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之后，刘大叔、刘大婶总会时常给三星吃的。王三星也常常到刘大叔家，教刘大叔的小儿子认字。两家人越来越熟，刘家把三星当儿子看待。

　　还有一个19岁的城里姑娘，叫王芳。刚来村里时，身体吃不消，当夜生了一场大病。同屋的另一个姑娘吓傻了，大半夜咚咚咚地敲醒隔壁老高家的房门。老高的儿子高虎披上衣服，把王芳背到医院，还好及时。高虎在医院照顾了几天，直到王芳病好，又陪着她回到村里。

　　自此，高虎经常抢着帮王芳干活。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饺子、馒头，也总惦记着给王芳送一些过去。王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过了两年，两人关系越来越好，高虎和王芳提了亲事，王芳说写信问问父母。父母起初总盼着女儿回城嫁人，便不同意，但是王芳一直不放弃，经常写信给父母说高虎对自己的好。渐渐地，父母被感动，终于答应了婚事。

　　70年代末，国家开始允许下乡的青年返城，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就业问题。王三星一家也开始准备返城事宜，家里能用的东西都送给了乡亲。刘大叔、刘大婶特地来送三星一家。临走的时候，刘大叔抓了一把土包在手绢里，送给三星，攥着三星的手，“三星，不要忘了双合村，这儿也是你的家。有空常回来看看。”而王芳则永远留在了双合村。

　　村办企业的喜与忧

　　20世纪70年代，双合村迎来一批天津城里的下放户，他们原来都在市里的工厂做技术员，此番来到村里，看村民们单纯靠天吃饭，难免遇自然灾害时会挨饿，便想帮助村里建集体企业，让大家的收入能够稳定起来。

　　村干部开会商量后，大家一拍即合，说干就干。下放户中有一名于技术员最为热心，他领着村民去城里的工厂一一考察，多番衡量之下，决定在村里建立螺丝厂。凭借以前掌握的人脉，于技术员为螺丝厂找到了很多客户，厂子效益很好，来做工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人是厂里的工人。1984年年底分红，职工每人分得800元的红利，这在当时来说足以让一个家庭为之欢呼雀跃，过个好年。

　　看着螺丝厂效益蒸蒸日上，于技术员又建议村干部组织女性劳动力开一家缝纫厂。女性干农活并不占优势，但心灵手巧的她们却能给缝纫厂带来发展。渐渐地，几乎全村的女性都不种地了，全部成为厂里的女工，她们干起针线活来干净利落，效率高，质量也高，产品远销全国。

　　有了螺丝厂和缝纫厂的经验，看着天津工业日益蓬勃发展，于技术员又想紧跟时代步伐，帮村民建立化工厂。可这次他并没得到全体村民的一致支持。一部分村民已经有了环境保护的意识，意识到自从种地时使用了化肥农药，八月十五时，螃蟹朝着门灯方向满地爬的盛景就不再了。

　　20世纪60年代时，天津市里工厂的污水排过来，污染了水源，人们也不敢喝中河水了，纷纷打井取水。水稻在污水的滋润下长得十分茂盛，可为了饱腹，大家也只能吃污水水稻。但拥有环保意识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更看重化工厂能够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厂子终究还是建了起来。此时，村里的壮劳力都成了厂子的工人，只剩一些老弱病残继续务农，为了保证庄稼的产量，工人们只得趁着早上和晚上在地里耕作。可看着年收入的增加，大家并不抱怨，而且忙得不亦乐乎。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合村三家企业的集体时代告终，厂子纷纷承包给个人，有些人经营不善，厂子倒闭。这时，身为村长的高儒彬与其他几个村民合作，办起了自己的螺丝厂。因为有从前管理集体企业的经验，高儒彬重新利用以前的客户群和工人，厂子办得有声有色，普通工人一个月都能拿到600块工资。厂子的任何事情，他都事必躬亲，常常亲自去城里拉客户，进材料。

　　一次，高儒彬结识了一名台湾省客户，这个客户在天津开了一家有几千员工的大企业，全市300多个公司都在为其公司产品提供配件。因为低廉的价格与过硬的产品质量，台湾客户选择了高儒彬厂子的螺丝，这让他感到十分开心，以为拉到了一笔大订单，回厂后就紧锣密鼓地安排起生产任务，工人听后也都干劲十足，白天黑夜两班倒。

　　可交货的时候，台湾客户的公司竟然人去楼空，150万的货款就这样打了水漂儿，高儒彬的厂子遭受沉重打击，资金难以流转，被迫关门。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台商逃到了美国，因为贿赂政府官员，东窗事发，资产全被冻结，为他提供配件的300家企业都没能追回货款，并不只螺丝厂一家。

　　双合村的企业随着时代的变化，从集体企业走向了个体经营。这个变化过程中，遇到过环境污染，也遭受过诈骗。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为村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