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金帛

　　彩礼，天津人也管它叫“聘礼”，这是一类重要的结婚礼俗，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尽管很多婚姻风俗已被简化，但“彩礼”却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

　　彩礼的多与少总是存在着争议，一方表示“压力山大”，而另一方却抱怨对方的诚意不足，进而成为压在年轻人及父母心头的负担。

　　给彩礼既是家事，也是社会关注度颇高的热点话题。早在2019年，“高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而从2021年起，“高价彩礼”更是连续三年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男女结婚，男方该不该给女方彩礼？彩礼定在多少钱比较合适？男女双方及家人如何看待这笔钱？在推进移风易俗改革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谈彩礼 双方父母产生分歧

　　农历二月初八（2月27日），小吴提前多日便定好了饭店，他和女友的双方父母相约当天见面商谈儿女婚事。如果双方谈妥，接下来“小两口”就该按部就班操持婚礼了。但令小吴没想到的是，双方父母在饭桌上就产生了分歧，而焦点问题就是彩礼。

　　男方父母认为彩礼应该由未来的儿媳妇带回来，而女方父母认为彩礼钱应该留在他们手里一部分。男方家庭连买房加装修已经花了不少钱，再拿出一大笔彩礼钱便捉襟见肘，这笔钱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用途；而女方父母则认为这是娶亲的诚意，毕竟把自己的“贴身小棉袄”嫁了出去，彩礼的多与少关系到女儿在婆家的地位。

　　双方争执不下，一场父母会面最终不欢而散，留下了难以收拾的僵局。

　　18.8万元，这是女方父母提出的彩礼钱数。小吴说，这个数高于天津人家彩礼钱的平均水平。“我和同事打听了，都说彩礼钱一般是10万至15万元，主要依据男方的家庭条件而定。”小吴说，“我家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爸爸一边打工一边等着退休那天到来，妈妈每月领着3700多元的退休金，我在企业上班，每月算上加班费近5000元，18.8万元这个数字对于我家而言难以承受。”

　　抛开数字说用途，小吴妈妈认为这笔钱可以先给女方，婚后女方再带回来，成为他们小两口的一笔备用金，这似乎是如今天津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而女方父母却已将这笔钱的用途规划好了：从中拿出10万元要用于娘家老房的装修，希望女儿结婚当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其余的8.8万元给女儿带回去。

　　未来丈母娘家装修为什么要小吴家出钱？小吴和他父母始终想不通这件事。但女方父母则发问：“这钱到底是给谁的？既然给了女方家，如何使用它该由女方家自己来决定，男方为何要插手彩礼使用呢？”

　　小吴说：“双方父母能坐到一起，就说明我俩已经谈了挺久了，但没想到因为这件事就闹僵了。”从那天至今，双方僵持不下，连条信息都没发。小吴眼看着即将步入而立之年，这桩即将谈成的婚事却变得岌岌可危。

　　日常负责乡村文化宣传工作的郝丽如向记者介绍了村里的年轻人面对结婚彩礼的态度，作为蓟州区下仓镇文化站干部，她对于移风易俗工作的推进深有感触。

　　“有的年轻人更看重对方的人品，即使彩礼不多，物质条件不够丰富，只要彼此中意对方，父母通常不会过多干预。”郝丽如介绍说，就比如她包保的村里有一名男青年，女方家提出要6.6万元彩礼，但男方家东拼西凑只能拿出3.6万元，小伙子带着礼金登门，进门先张罗着给未来岳父打“欠条”，“我把欠下的彩礼金给您写张欠条，到时候我一定努力工作把它补上。”小伙子说。面对这份坦诚，未来岳父没有刁难他，而是问女儿的心思。其实，这对年轻人彼此欣赏的目光早就看在了未来岳父的眼里。郝丽如说：“现在农村家庭看待儿女婚事不再是父母的‘一言堂’，尊重儿女心意已成为共识。”

　　可话锋一转，郝丽如继续说：“但有的家庭则不然，不仅彩礼要得多，城里还得有房子，还要有汽车，管这叫‘一动一不动’，结婚前要买齐‘三金’（金手镯、金耳环、金项链），条件好的还要外加‘一钻’（钻石戒指）。”

　　农民的收入是有限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家种地及在外打工。可面对彩礼、首饰再加上房产、汽车，其收入根本无法与之匹配。

　　“幸福的烦恼”同样值得关注

　　从全国范围来看，彩礼过重导致家庭负担过重，很多地区的农民因此穷尽一生也不能为孩子娶上媳妇。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从多地政府近年出台的政策看，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紧迫性。甘肃省定西市规定彩礼金不超过5万元，城区和农村举办婚事酒席均不超过20桌等；四川省凉山州规定彩礼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自2022年5月1日实施起至今年2月，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江西省萍乡市明确指出不收或象征性收彩礼，且不超过3万元……

　　彩礼作为一项结婚礼俗，有其存在的意义，而需要直击的问题出在“虚高”上。要想真正解决高价彩礼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呼吁和限制金额。遏制高价彩礼的确能有效缓解捉襟见肘的困境，但其他相关问题也需要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比起彩礼，“幸福背后的烦恼”也是考验农村家庭的命题之一。

　　郝丽如说：“现在庄里人都懂得读书的重要性，走出农村奔赴大学的庄里娃也越来越多，一面是儿女成才的幸福，幸福的背面也有烦恼。”考上大学的孩子毕业后几乎都会选择留在市区或其他城市，没过几年就要面临结婚用房，但即使村里盖起多少间大瓦房，也顶不上城里的一套小公寓。城里的一套婚房多少钱，父母怎么打拼才能给孩子拼出首付呢？付完首付就算结束了吗？当然不是，接下来一系列用钱的地方多得是，要想让孩子在城里“挺胸抬头”，父母就要尽可能多帮衬些，哪怕是借钱。

　　这样的局面缘何而起？矛头指向了攀比。

　　北辰区北仓镇李咀村党总支委员王玉萍介绍说：“近些年通过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后，村民们在办喜事时的确有所节制，但一些‘暗箱比较’依旧存在。”就拿村里人婚宴上准备的烟酒举例，以往都是备上单价200元以下的白酒，20多元一盒的香烟，突然冒出一家人抬高了档次，之后的婚宴烟酒就会随之水涨船高；再比如，谁家女儿的彩礼金额高了，马上就能成为一些村民的谈资，一番谈论之后便对其他人家产生了心理暗示，似乎彩礼达不到这个金额就丢了面子。

　　“面子”像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结婚必须要满足“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面子要求，进而让彩礼价格虚高，并出现了铺张浪费的现象。

　　在李咀村，村民们和记者聊起结婚花销这个话题，真是打开了话匣子。有的村民说：“通常适婚年龄的男女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几乎没有太多的积蓄。要想把婚礼办得‘风光’，必然会掏空父母的口袋。”他们保守地算了一笔账，在环城区域内进行过房改的村民，通常婚房这项大额消费能够解决；接下来就是固定花销了，彩礼10万元左右，房屋装修档次不同，但起码也得花上10万元，买“三金”保守估算要5万元，买辆10万元左右的汽车，再加上家电及婚礼当天的支出，50万元是“起步价”。而这笔钱从何而来？答案是来自双方父母支持。对于年轻人，在这些选项中通常都会选“套餐”，哪项都落不下，林林总总地加在一起，的确考验父母的经济承受力。

　　攀比只是“面子”，除此之外，高价彩礼的背后还隐藏着诸多“里子”，比如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间的均衡问题、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赡养问题等等，解决“面子”问题同样也要关注“里子”问题。

　　要规约更要有人情味

　　在农村地区，倡导移风易俗的村规民约成为村里的标配，在蓟州区下仓镇刘总兵村，村规民约中对于节省开支、反对浪费现象有着明确的规定，细化到酒席餐费的支出标准都有明确规定，那么执行情况如何呢？

　　郝丽如说：“的确有成效，大喇叭里隔三差五就会和村民宣讲，还会举些生动的案例和乡亲们分享，之后当谈及结婚彩礼、酒席等问题时，都会提醒注意。”其实，村里除了要有村规民约外，有个主事的“话事人”也很关键。这个“话事人”可能是村干部，也可能是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的媒人，往往他们的作用更有力度。

　　比如刘总兵村村民王鑫波就是村里有名的“婚姻话事人”，他从事婚庆行业，所涉及的领域都与婚恋相关，偶尔还会客串媒人，帮着村里的年轻男女介绍对象。他平日里能说会道，村里人相亲也会找他，久而久之就成了村民信任的“婚姻话事人”。每当提亲双方谈及彩礼问题时，王鑫波就会站出来，把双方碍于面子难解的问题说开了。就如城里人遇到的彩礼分歧，依王鑫波的角度看，之所以双方僵持不下，就是缺少“话事人”的调和。女方家人的要求过分吗？男方家人的诉求合理吗？细细品，两边似乎都有道理，如果有“话事人”打个圆场，给双方父母铺好台阶，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在北辰区北仓镇李咀村，村民们信服的“话事人”叫王磊，他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遇到高价彩礼、铺张浪费时，王磊就会站出来加以劝导。王磊跟记者说：“村里人不像城里人，乡亲之间的情感是最好的纽带，我们通常会站在乡情的角度去劝导、调和，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量力而行，这是王磊经常和双方父母聊的关键词。“劝男方没必要追求高彩礼、高规格婚礼，你家在村里啥状况众人皆知，何必因为孩子结婚而欠下债务呢？”王磊说，“劝女方要更看重小伙子本人的综合素质，今天掏空了他父母的老本儿，将来他们用钱时照样还得拿出来。”

　　高价彩礼、高规格婚礼，俨然已成为婚恋的“拦路虎”，婚姻是一辈子的幸福，无需只图表面上的风光，无需只看重婚礼上的高光一刻。高价彩礼问题多次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反映了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同样适用。

　　（记者 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