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西杨场村，明天顺年间建村，曾用名杨场、西杨场，“文革”时曾更名红太阳村。有568户，1970人，除汉族外有回族3人，耕地1632亩。东至东杨场村，西至翟庄村，南至海河，北至津塘公路。

　　村名的由来

　　公元14世纪前叶，西杨场村还是块荒凉之地，方圆数十里，廖无人烟。究其原因，是因为海河流经此处时，河湾曲折，上游的河水流经此处受阻，常年洪灾泛滥。河湾流经地区十分广大，由此地向南，依次流过李公楼、桃源沽、双港、上卞、下卞等地，而后由南转向东，过孙台、高庄子，最后到邢庄子。

　　明朝永乐年间，燕王扫北时期，始有山西、陕西农民迁入。14世纪末，山西而来的翟氏兄弟二人迁入此处，因家境比其他人更为殷实，于是带领村民在此处开荒种地，治理盐碱，又合力修筑堤坝，勉强能抵御洪水侵袭，此地人口逐渐密集，形成一个村落。因翟氏在村中威望最高，所以将村名定为翟庄村。

　　不久，翟氏兄弟各自成家，四口人共处一个屋檐下，日子久了，难免发生摩擦，在一次争吵之后，兄弟二人决定分家。但是关于原来的房舍该分给谁，两家争执许久也没有结果。于是二人干脆将原房产、地产变卖，连同其他金银细软一起清点分割。随后，弟弟顺海河向东，去了十余里之外的下游落户。因位处下游，又为了与哥哥所在的翟庄村进行区分，所以取名为下翟庄村，原翟庄村所在地改称上翟庄村。

　　哥哥所在的上翟庄经过数代繁衍生息，人口和占地规模逐渐增加，村落繁荣起来后，不少外来人员迁入。到17世纪中叶，上翟庄的土地已经扩展到今四合庄所在的地方，上翟庄村占地北至津塘，南及津南村。在上翟庄附近，有个杨姓地主，家中资产丰厚，想继续扩充自己的房屋地产，便将上翟庄西部大部分的土地买下，建成杨家围场。围场的概念可类比于农场，围场主人雇佣农民在围场范围内种地、养殖等，原来住在此处的村民成了杨姓地主的佃户，于是人们将此处称为杨家场。

　　尽管人们在此地已耕息多年，然而自然留下的最早隐患——河道弯曲过大，却一直没被根除，时不时侵袭着这里的村民，村子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遏制。令人想不到的是，转机却来自于那段最屈辱黑暗的岁月。

　　1898年，发动“戊戌变法”没多久的中国，并未就此迎来新生，相反，各国势力已经或明或暗地操纵着中国的政权，侵略者野心昭然若揭。彼时，法军为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攫取利益，将中华大地作为后备粮仓，于是联合清政府，发动杨家场当地及周边的百万群众疏通从上游到下游的河道。且不论这项举措功过如何，无数青壮年劳力被逼做苦力，骨肉分离者有之，积劳成疾者有之，其怨声载道，堪比始皇之修筑长城。

　　在这里，不仅男性被征调做苦力，妇女也不能幸免，她们需要为劳作的男性准备饭食，有些身体素质不错的，甚至也要挑土劳作。历经三年，杨家场弯曲的河道被打直，先天的不足成了优势，旱能灌、涝能排。苦役结束，恢复农业生产后，杨家场在接下来数年都获得了丰收，成为鱼米之乡。当时有句顺口溜这样描述这一变化：“杨场阻水湾，经常遭水泡，河道一顺直，变为米粮川。”

　　20世纪初，原先的杨氏地主家道中落，杨家场被转给“三德堂”。此时的杨家场，共有土地10公顷80亩。所谓“三德堂”，由张培荣、沈世奎、李洪瀚三个地主共同组建，三人以德行自居，于是取作此名。

　　杨家场的土地东至义德小河。当时，海河以南咸水沽镇的“源祥号”李氏家族极有权势，义德小河以东大部分土地为李氏五兄弟所有，五人按年龄大小分别被称为“大号”至“五号”。五兄弟地里的劳动者均为佃户，住得特别分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杨家场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村名，但以义德小河为界，东、西地区自然而然地形成两个村落。1937年日军侵华，杨家场的土地被卖给“北支那钢铁株式会社”建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随即展开，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被分给贫下中农，李氏的土地被分给义德小河以东的佃户及杨家场的贫农。市、区领导牵头成立农民协会，主持村内政务，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会。农民协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商量如何给农民分地。历经多年战乱，村子的经济状况不尽人意,当时村内有95户村民，近500口人，仅有一户较富。

　　在土改过程中，为方便行政管理，市、区领导认为义德小河以东、以西两片地区必须有自己的名字，于是让村民自行商议，经双方农民协会及村主任陈少朋、陈万柱共同讨论，决定将以东的地区称之为“东杨场村”，原杨家场所在地称为“西杨场”。因为双方村主任均姓陈，这个决定后被人们称为“双陈协定”。

　　现在，西杨场位于海河北岸，距津港桥、三岔口约30千米。

　　注：1996年版《东丽区志》载，西杨场村为明天顺年间建村。

　　官司小组二度争地

　　西杨场村民的法律意识萌发得很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村民已经两次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日军侵华后，对占领地区实行资本输出，利用中国本土的廉价劳力和丰富的资源，建立工厂，以弥补侵略战争给本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损耗。西杨场的土地全部被卖给日本“北支那钢铁株式会社”建厂，村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9年，天津发生百年一遇的洪灾，当时并不先进的防水装置显然不足以抵挡这次天灾，大家只得跑到海河两旁躲避洪水，村民的生活、出行均受到影响。

　　而受灾最大的，当属钢铁厂。大水侵入，厂房被泡，厂内存放的钢材及成品全部生锈，无法再使用，这样巨大的亏损直接斩断了工厂的资金流，没多久，株式会社宣告破产，从中国撤退，原厂被转卖给天津大沽制钢所。如今在村中，仍能见到两个高耸黝黑的烟囱，上面依稀可见“天津大沽制钢所”几个字。株式会社的撤离，并没有给村民带来解放，会社所有的土地被日军收入囊中，从剥削中脱身的人们面临着无地可耕的境况，温饱成为极大的问题，疾病伴随着饥饿，逐渐在村子内蔓延。逆境中的西杨场村民做出了让人惊奇的举动，选择用“打官司”的方式进行抗争。

　　最初有这样想法的，是张银杰、杜跃武、翟宏斌（生卒年月均不详）三人。“打官司”的提议一出，反对的声音多过赞同的声音，毕竟法律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只是个模糊而抽象的词语，它的作用并不被人们看好。打官司的第一步，就是说服更多的村民加入，给村民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培养他们的法律观念。

　　杜跃武等人对村民说道：“乡亲们，别看日本人原来欺压咱们时耀武扬威，但他们现在在战场上正节节溃败，大家因为没有土地，忍饥挨饿，你们情愿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也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吗？法律，远比大家以为的要有效，即使最终要不到土地，我们也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反之，一旦要到土地，不仅大家可以过上好日子，其他的村说不定也能因此要到自己被日本人掠夺的地。这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人，为我们村，也是为了千千万的农民兄弟们！”

　　一番慷慨激昂又有理有据的号召，让大部分村民转变了自己的想法，更有数人提出要加入张、杜、翟三人一伙儿，一起研究怎么帮大家要回土地。其中一人提议：“干脆，我们成立一个打官司小组吧！”众人均赞同。于是，一段向日本侵略者要地的艰难路途就此开始。

　　首先需要学习的，是打官司的基本流程：诉状的书写，资料、证据的收集。当时村中的条件是请不起律师的，大家只能靠自己。白天，大家四处搜集证据、资料，晚上，官司小组中略懂些法律的人组织大家学习相关知识。准备一段时间之后，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大家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打官司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没有法院愿意受理他们的官司。

　　面对日本侵略者这样棘手的被告，又是水深火热的交战之际，原告方既没经验又没技巧，官司的赢面极小，万一惹恼了侵略者，说不定自身安全也难保，因此没有法院愿意接这烫手山芋。官司小组众人心中都憋着一口气，诉状被拒后，不但没人放弃，大家反而更积极地投入此事。这家法院不受理，众人就转投别家，甚至别的相关部门。

　　一封封陈情书，一句句泣血的话语，不断地从官司小组发出。西杨场的其他村民被官司小组坚定的决心所感染，自发地同他们一起，到法院门口静坐示威，虽饥饿劳累，但疲惫的村民却越发坚毅。终于，村民们的举动感动了一家法院，诉状被受理了。进入正式流程后，事情更加复杂，数月的奔波劳累，支撑着村民的，是对不公平的愤怒，是“要个说法”的决心。

　　村民的苦心没有被辜负，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至抗战胜利，官司小组已基本赢得了官司，日方赔付约6成土地。判决下来后，全村人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官司小组在村内大摆筵席，一醉方休也不足以表达大家发自内心的喜悦。然而世事总是一波三折，没过多久，他们又再度失去了辛苦得来的土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们沉浸在喜悦中没多久，噩耗就传来了。国民党中国信土局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向农民征收重税。刚御外辱，又临内敌。但村民们已辛劳太久，加之又是收归国有，在官司小组内部也出现了消极的声音。

　　关键时刻，还是张、杜、翟三人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你们只知道没有地活不下去，如今被征收这么重的税，辛苦一年，大半都上缴，难道大家就能过得好吗？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耕作为生，这片土地以前是我们的，以后也会是我们的！大家别松气儿，那么多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一会儿么？”经他们三人劝说，众人又纷纷鼓起干劲。有了上次的经验，再加上西杨场的官司小组已经在法院中远近闻名，见识过他们的韧劲后，这次没有法院敢不受理。

　　又是一段磨人而单调的官司之路，幸运的是，尽管中途有阻碍，这次官司小组也获得了胜诉，土地再度回到村民的手中。

　　大炮巧退国民党军队

　　1948年下半年，共产党在全国战场中已取得明显优势，国民党处于退守阶段，战局的颓势已不可逆转。9月，国民党唐山团被第四野战军从唐山赶到了西杨场。战场的失意，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不仅在此处搜刮米面等粮食，连村民留着过年的鸡鸭鱼肉也不放过，百姓敢怒不敢言。

　　“吃干饭”，在北方方言中，意为人坐享其成而不付出，得到没有尊严的享受，是骂人的词语。国民党军队因为种种搜刮的行径，暗地里被西杨场的村民称为“干饭队”。部队的连长姓狄，住在村东，为了表达他对蒋委员长的敬慕之情，特意留了一模一样的一撮小胡子，村民背地里笑话他为“一撮毛连长”。那一阵，村民种田时偶遇，对话通常如下：“你家那吃干饭的走了没？”“嗨，别提了！就那一撮毛和他手下，我家都快被掏空了。”

　　但国民党军队作恶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同年11月，解放军分为东、北两路，北部距村子一里半，东部从海河堤向西，在西杨场地区围剿国民党军队。

　　解放军进攻的那天，村中略有薄雾，白气弥漫，视野不清。此时处于绝对劣势的国民党军已是秋后蚂蚱，垂死挣扎。围剿本身并不费劲，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村里百姓的安全。国民党军队被逼急后如果做出什么伤害百姓的事，那是最糟糕的情况。然而战机宝贵，容不得过多迟疑。解放军当机立断，决定采用炮攻。

　　在开战之前，解放军已实地考察过，在村北部有个大窑台子，内设诸多炮台，不知何年所建，虽陈旧却还能使用，此为地利。采用远距离进攻比起近距离的枪战，既能方便村民躲避又对百姓直接造成的伤亡要小得多，此为人和。

　　伴随着冲锋号和震天的炮声，决战开始了。一时间，炮声隆隆，尘土飞扬，军民不辨。这支国民党部队本就是败退的军队，军心不稳，一经猛攻，不多时便露败像，勉励抵抗一阵后，最终在顺河堤退至刘家官房时被歼灭。解放军的胜利本是意料之中，战争中村里百姓的安危才是关键所在。

　　激战时，几乎所有炮弹都落入村边海河里。仅有一枚，落入村民朱恩玉后院、李纪柱房后，所幸这枚炮弹没有爆炸。整场战斗中，没有一个村民因为激战而受伤。共产党的爱民之心与操控炮弹能力之高绝，由此可见一斑。至于那枚哑炮，有人说在解放军算计之中，有人说是上天的奇迹，真相如何，已不得而知。

　　阳光出来，驱散雾气，西杨场迎来了新生。

　　1949年元月中旬，驻村解放军受命加入解放天津市区的攻坚战役，历经29小时激战，全天津解放，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活捉。

　　胜利后，解放军在西杨场休整了一个多月，与骄横的国民党军队不同，他们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主动帮村民挑水干活，照顾村里老幼妇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