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同组织开展的“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陆续展开，活动旨在引导人们永远铭记各行各业奋斗者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永远铭记新中国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英雄模范承载的爱国奉献奋斗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经各地区各部门遴选推荐、群众网上投票、组委会集中审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认真审核，产生300名“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包括278名个人、22个集体。人选涵盖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忠诚于党、报效祖国、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英雄模范，兼顾工、农、兵、学、商、党员干部等各行业领域，覆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鲜明的典型性、强烈的时代感，是永载史册、彪炳千秋的“群英会”。
其中，“最美奋斗者”个人建议人选中，“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马永顺、“煤炭生产一线蓝领专家”孔祥瑞、“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王辅成、 被誉为“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的支教老人白方礼、带领“燕子突击队”向荒洼要粮的女干部邢燕子、“赤胆忠心的革命女英雄”张志新、“奋战在电力抢修一线的创新能手”张黎明、“架桥时光荣牺牲的战斗英雄”杨连弟、“最年轻的超算领域项目首席”孟祥飞、“视质量如生命的建房人”范玉恕、“立志做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女知青”侯隽等11名天津籍或在天津工作战斗过的优秀代表入选此次公示。
2005年9月23日，一位叫白方礼的天津老人离开了。
在儿子和儿媳妇眼中，父亲白方礼让家里“光荣又无奈”。老爷子在家里做了一杆吃饭的秤量米，包饺子从来不让儿媳妇上手怕馅儿放太多，一辈子唯一一次给孙子压岁钱是100元。
他在家里一言九鼎，日子过得极细，在外捐资助学却“花钱如流水”，从未记账……
白方礼在蹬车途中擦拭汗水
一杆吃饭的秤
“您捐助了多少学生您还记得吗？”
“不记得。”
“没钱的学生拿了您的钱上学了，然后毕业了，成才了，您高兴吗？”
“高兴，高兴极了。”
“那您现在要是病好了，能动了，还去蹬三轮吗，还挣钱去吗？”
“哎呦，蹬三轮，蹬不了了。完了，蹬不了了。”
“那您好了呢？”
“好了，好了还得蹬。”
92岁的白方礼，在离世前几个月，留下了生前最后一段采访对话。镜头前的他眼神迷离，但言谈之间却透着真挚与执着。
白方礼老人捐资助学近20年，从未记账。老人离世后，有人为其进行了不完全统计，他捐资助学总额超过35万元，资助了超过300个孩子上学。
送别白方礼
“老爷子在外捐资助学花钱如流水，回家吃口米却用秤来量。”白方礼的儿媳妇许秀芹回忆起家里这位“倔老头”，让津云记者感到当初她没少和老爷子“置气”，“他吃饭时用秤量米，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秤是自己做的。”
老爷子过日子不仅“紧”自己，全家也得跟着“挨饿”。
白方礼从年轻时就在家说话一言九鼎，当家做主。即使后来儿子娶了媳妇，有了孙子，一家五口人住在共30平方米的两间旧屋内，他还秉承着这样极为节俭的习惯，全家一起用秤量米吃饭。
一年四季，家里的三餐基本就是馒头、稀饭、咸菜。“曾经肉在我家属于稀罕物，过年几乎不包饺子。”许秀芹想想当初的日子过得挺无奈，“偶尔包饺子，老爷子也只让我擀面皮，从来不让我包馅儿，他一定要亲自上手包馅儿。原因是怕我肉馅儿放得太多，饺子最后包起来不够。”
“每天这样的日子，能吃饱吗？”
“哎，家里人都特别的瘦。实在饿了，就吃几块孩子的饼干，垫垫肚子。”
与津云记者的问答中，许秀芹一直苦笑：“老爷子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先有国才有家。所以，他宁可紧着家里，也要为社会付出。”
万元户与“流浪汉”
一间8平方米的铁皮亭，一张木板床，一件棉大衣。上世纪90年代，在天津站附近的便道上，白方礼做起了“白方礼支教公司”，一度当起了“老板”。
但这“老板”当的，让很多外人误以为他是“流浪汉”。
儿子白国富至今还清楚记得，是什么让这位“老板”支教“上了瘾”。上世纪80年代，老爷子74岁的时候，回了一趟河北白贾村老家。如今的白方礼小学正是当年的村小学——白贾村小学，老爷子留意到村小学的学生数量不多，但田间玩耍的小学适龄儿童却异常多，这才明白，村里的孩子们因为穷上不起学，教育办不起来。
那时候，骑了半辈子三轮车的白方礼，早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但他倔强的性格却丝毫未变，因为自己从小未受过教育，人生吃尽了奔波之苦，所以他脑海中反复浮现出一个念头，不能让这些孩子因为穷耽误了受教育的机会。
没过多久，白方礼召开家庭会议，他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宣布了一件事：“我要把在老家的几间老屋卖了，再加上一些自己积存的养老钱，一并捐给白贾村小学办教育。”那一次，白方礼一次捐了近3000元，家里人的反对也无济于事。
从那次开始，白方礼的捐资助学行为“几近疯狂”。家里人也想不明白，为何吃口米都要用秤量的老爷子，捐资助学却这么舍得花钱。那时候的老爷子身体还硬朗，于是，他重新蹬起了三轮车，围绕着天津站，五毛、一块、两块的拉人拉物，挣苦力钱，攒够了一部分钱，就全部捐给家附近的学校，帮助贫困学生上学。
“老爷子后来每次捐款，家里人根本都不知道，他自己也从不记账。”儿子白国富虽然是白方礼唯一的儿子，但对老爷子的金钱用度全然不知，“他捐款后来也从不和家里说，直到老爷子离世，很多学校师生前来祭奠他，我们才略有了解。”
后来，白方礼捐资助学出了名，为了让更多贫困学子受到捐助，他在各方支持下，在天津站做起了“白方礼支教公司”，在人流较多的天津站周边地带，经营烟酒、糕点生意。
白天，老爷子雇了两名员工看店，自己继续围着天津站蹬三轮车为贫困学子们挣钱。到了晚上，老爷子亲自看店，睡在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夏日炎炎，蚊虫叮咬，他的身上被挠出大片的血红疙瘩。冬日严寒，铁皮亭内也没有取暖设备，他就盖着军大衣睡觉。
儿媳妇许秀芹那时候给老爷子送饭，邻里会开玩笑：“又去给万元户送饭啦。”当时，开了“白方礼支教公司”的老爷子，经营好的时候每月收入过万，却依然身着破烂的衣服，脚上的袜子永远不是一对，看起来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挣的每一分钱，都要捐给贫困学子，让他们成才。”白方礼这个“老板”当的，就是这样与众不同。
一生的助学梦
2003年冬的一天，暴雪降临，酷寒难抵。
白方礼蹬着三轮车“老伙计”，迎风戴雪，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传达室门口。此时他已90岁。
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赶紧通知当时在学校德育处工作的徐启明，徐启明将老爷子迎进了办公室。当时，老爷子脸颊和双手被冻得通红，头顶、身上全是结了晶的雪花，看了让人一阵心酸。
进屋后，老爷子随即将手伸进棉衣内，掏出一卷有零头的钱，颤颤巍巍地递到徐启明面前。“大概是三百四五十元的样子。”徐启明回忆道。然后，老爷子看着这卷钱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有病在身，但我还惦记着贫困的孩子们，这些钱是捐给他们的。”
捐了钱后，老爷子片刻未留，出门蹬着自己的“老伙计”，消失在风雪中……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父亲捐出的最后一笔钱。”白国富回忆，“老爷子的‘白方礼支教公司’后来办不了了。90岁高龄的他，那时候也蹬不动三轮车了，为了继续给贫困生捐资助学，他硬是在天津站周边给人看了几个月的车，攒下了最后给耀华中学的那笔钱。”
白方礼与耀华学子在一起
“老爷子唯一一次给孙子压岁钱，是100元。他在家里给我婆婆生活费即使是几十元，都要细致记账。”许秀芹认为，公公的价值观是真正的“舍小家为大家”，“在捐资助学上面，他从来不犹豫。”
徐启明曾和白方礼深入聊过，老爷子向他诉说自己年轻时，在旧社会如何受尽白眼与劳苦，而到了新社会，蹬三轮却蹬出了价值与尊重。他未受过教育，就偏爱好学习的孩子，他一辈子捐资助学，却未给自己的后人留下过什么钱财。他留给儿子白国富最有价值的两件遗物，也是老爷子生前的最爱——一件深蓝色的上衣与一条绶带，上面挂满全国各个学校的校徽，以及老爷子捐资助学获得的荣誉。
白方礼生前的最爱
老爷子离世前几个月，躺在床上行动困难，曾受过老爷子捐助的学生们来看他，他还颤颤巍巍地给他们讲前一晚自己做的梦：“我身体好了，又能蹬三轮车了，又可以给孩子们捐资助学了。后来，我还挣了更多的钱，在天津站附近盖起了一个大戏园子，每天来那里的人络绎不绝，挣的钱越来越多，我把钱全捐了出去，贫困的学生们再也不愁上不起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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