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的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予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我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左传·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薳以待之。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嬴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嬴师”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和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者；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把矛盾的运动及其转化原理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季梁军事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左传·桓公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季梁不是应战，而是主张行卑词求和，待“弗许而后战”。季梁是基于这种考虑的：随求和不许，随军便意识到唯有死战别无他路，这样一来，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军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孙武则把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他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可以说，孙武关于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军事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不墨守陈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喻灵活机动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计》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季梁军事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成败，人主张从“道”上来寻找原委。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即以为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大国暴虐，虽说季梁对“道”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未予说明，但这个“道”是指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则是没有疑问的，无独有偶，孙武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就是所谓“五事”，而“道”居首位。不仅如此，孙武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时，同样将“道”列为第一。他说：“主孰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还对“道”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由此可见，孙武所谓“道”是指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这与季梁所说的“道”的内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决定军事这一朦胧意识的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