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 《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 《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 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 《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 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 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溢号 文正，赐碑 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且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quot;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 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司马光 - 主要著作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司马光 -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王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实弊，亟需实行。反对新法的人，面对实际的政治问题，通常并无任何卓见，而反对新法大都似乎是针对王安石的个人，而非对事。他们反对的理由包括新法扰民及祖宗之法不可废，却又提不出什么更好的改革方法。例如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他上奏宋神宗曰：“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司马光 - 人物评价

司马光

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 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 "温公(司马光死后溢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