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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城市
202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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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维度擘画了城市发展的新蓝图,要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这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发展理念正在发生一场重要的变革,即从追求规模、速度和外在形象的“外延式扩张”,转向关注质量、效益和内在品质的“内涵式发展”,从“空间生产”转向“价值生产”。这一发展理念的转型,使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城市”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命题。

  一、建设文明城市的时代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但在经历工业化的狂飙突进后,城市发展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日益凸显。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同时也面临着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建设文明城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统筹协调城市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积极因素,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推动城市从“塑形”到“塑魂”的转变,才能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破解“城市病”的治本之策。当前人们谈论的“城市病”,已从传统的城市空间短缺问题,演变为城市物质扩张与城市精神滞后的失衡引发的系统性社会问题。比如,当城市发展过度聚焦于建筑扩张、经济增长等物质空间生产,忽视价值共识、道德规范等伦理精神建构时,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邻里冷漠等问题便会随之凸显。当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而人文关怀缺失时,难免会产生社会消极心理和焦虑情绪,最终导致城市伦理关系系统的功能性紊乱。而建设文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秉持“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追求,持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营造充满人文温度、彰显互助善意的社会风尚,将为“城市病”提供从治标到治本的源头治理方案。比如,守法、礼让,无疑是疏解交通“心堵”的良药;“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能够引导人们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通过营造社区伦理共同体和志愿服务等道德实践,有助于建构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城市规模和体量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多取决于城市的生活品质、文化魅力和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一个内外兼修的文明城市,因其具有多方面的道德文化特征和优势,往往能够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城市的高信任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活力;诚信营商环境,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吸引更多的投资;友善和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容易吸引和留住全球的高质量人才,激发创新思维。城市的高幸福感是靓丽的“名片”,而安全、友善、和谐以及有归属感的城市生活体验,本身就是强大的软实力,能够极大地提升城市的品牌价值。城市的优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应对危机的韧性,在面临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机时,社会伦理关系紧密、邻里互助共济氛围浓厚的城市社区,其应对和恢复能力远高于人际信任薄弱、互助网络缺失的城市社区。

  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超越传统物质需求的单一维度,形成物质富足—精神充盈—社会正义—生态宜居的复合型需求谱系,本质上是对有温度、有灵魂、有德性的城市生活的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城市宜居性、文化内涵、文明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文明城市,正是回应人民新期待的重要途径。城市不仅要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更要拥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民对民主参与、法治保障、公平正义、安全归属、生态优美等高层次需要的诉求会显著提升,这类需求不是孤立的制度或环境诉求,其背后蕴含对城市优良道德文化的隐性期待。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高层次需求的实现,与城市伦理文明有着紧密的内在耦合性,前者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外在诉求,后者是支撑这些诉求落地的精神根基。推进文明城市建设,从根本上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整体性向往,方能切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文明之城。

  二、文明城市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阐释了文明城市的丰富内涵。文明城市应是以崇德向善为价值导向、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崇德向善是文明城市的精神内核。“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战略选择。作为文明城市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特质的崇德向善,不是抽象的道德符号,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伦理精神。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时代文明城市建设的精神内核。引导社会崇德向善,核心在于引导居民追求崇高道德境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并将其深度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与更新的全周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首先,崇德向善确立城市发展的价值旨归。建设文明城市,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为了提升每一位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个既善又好的城市,不只是一个高效和富裕的城市,更应该是一个正义、包容、诚信、友善、有温度的城市。崇德向善通过连接城市硬件与软件,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可能,既追求经济发展,也追求市民道德境界的提升;既推进新城建设,又注重历史和道德文化资源的保护;既尊重个人权利,又强调市民的公共道德责任,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精神家园失落”的发展困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其次,崇德向善培塑城市发展的精神支撑。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意味着要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道德力量经由长期浸润,逐渐塑造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增强社会凝聚力与文化认同,促进城市文明品质的整体提升,进一步奠定城市持久稳定与向前发展的深厚人文根基。再次,崇德向善激发城市发展的文明实践。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关键性任务和标识性体现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在关注物质发展的同时,注重心灵的安放和情感的寄托,着力推动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内化为市民的自觉认同,外化为实际行动和普遍的社会风尚。无数市民的个体道德选择汇聚为志愿服务、邻里守望等社会善举,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人人讲文明的良好氛围。经过历史的沉淀、文化的熏陶和社会的塑造,城市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以深厚的精神内涵影响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

  文明城市是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有机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文脉对城市生命的重要性。在空间形态上,文明城市需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同时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整体性保护为文明城市夯实了历史根基。同时,文明城市还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通过对历史区域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和修复,使得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有机融合。文明城市的空间生产不仅是功能需求的满足,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追求特色风貌与时代风尚的有机统一。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地理,文明城市应当尊重和彰显这种独特性,避免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尊重城市历史、体现城市特色的空间实践,使文明城市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赓续历史文脉,凸显城市的空间品质和文化魅力。

  文明城市是“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体。文明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体。这五个维度的文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彼此渗透、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城市文明的空间形态与丰富内涵。在物质文明方面,文明城市不仅要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美的市容环境,而且要拥有活跃的经济活动和高效的资源配置,物质条件的改善为文明城市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在政治文明方面,文明城市体现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民主实现。文明城市通过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保障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共同治理和成果共享。在精神文明方面,文明城市表现为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和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通过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城市文明跃升的统一。在社会文明方面,文明城市显现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倡导文明新风,转变社会风气,推进城市整体文明的提升。文明城市构建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让全体市民都能公平地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形成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在生态文明方面,文明城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要构建和谐优美生态环境,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通过绿色转型和生态修复,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宜居性。

  以人民为中心是文明城市的价值归宿。文明城市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城市,其本质特征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彰显公平普惠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文明城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城市,人民不仅是城市文明的建设者,也是城市文明的享有者。新时代以来,我国进一步确立人民城市理念,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护并不断扩大人民的城市权利,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建设中的不断完善,使城市文明建设健康可持续。文明城市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文明始终秉持人本逻辑,以人的需求为核心,打破资本扩张对人的挤压与对空间的区隔;文明城市关注每一位市民的需求和福祉,特别关爱困难群体,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文明城市是实现人人出彩的城市,通过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每个市民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文明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和包容的文化氛围,让每个市民都能感受到尊严和价值,都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梦想。

  三、文明城市建设的实践路径

  文明城市建设不是“硬件达标”的被动应对,而是“价值引领”的主动实践。唯有将“崇德向善”这一中华文明的伦理精神标识,通过各种有效的机制和路径内化为城市的文化基因,才能使现代城市在钢筋水泥的物质“丛林”中生长出人性的温度,让市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感知文明的力量。

  建设城市社区的共同体伦理纽带。建设城市社区的共同体伦理纽带,不是要回归传统的家族宗族伦理束缚,而是在尊重个体自由与隐私的现代基础上,锻造一种基于共享价值与共同情感的新型社会联结,其内在驱动力便是诚信、互助等道德要素。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正是为了主动培育一种新的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道德环境与社会整合机制。一是培育普遍化信任。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能够建立起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普遍化信任。当诚信、友善成为城市的主流价值和市民的共同行为准则时,即使面对陌生人,人们也倾向于抱有基本的信任预期。这种信任能够大幅度降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不确定性,是城市高效和低成本运行的“润滑剂”。二是塑造友善的城市社区伦理关系。通过倡导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向善”的道德行动,可以有效培育市民之间的互惠伦理。例如,活跃的社区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兴趣社团等,都是培育新型城市社区伦理共同体的载体。它们将个体连接起来,形成富有活力的生活共同体。三是建立新的道德约束机制。在城市匿名社会中,需要通过褒奖善行义举、曝光失德行为等方式,建立一种基于城市公民身份的新型道德舆论场。文明城市评选、道德模范宣传、诚信“红黑榜”等精神文明建设具体举措,都是为了构建制度化的道德评价与伦理约束体系,以适应大规模陌生人城市社会的道德建设需求。紧密的城市社区共同体伦理纽带是应对现代城市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强社会信任,从而实现社会有效整合与和谐稳定的重要道德力量。

  培育城市空间伦理。以崇德向善作为文明城市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意味着我国在建设文明城市时,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城市的物质文明形态和城市治理技术,而是要构建一种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城市文明范式。我国的文明城市建设,应在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基础上,注入“仁爱”、“人情味”、“家园感”等带有中华文明特征的伦理要素,共同构成法理、伦理和情理相融合、更具道德温度的社会运行模式。人民城市为人民,崇德向善的城市文化内涵可以在我国的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中得以体现。例如,营造促进邻里交往的街巷空间,设计体现尊老爱幼的公共设施,保护承载乡愁记忆的历史文化遗存,让城市空间成为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场域。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硬件如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由诚信与互助等道德要素编织而成的、无形的伦理关系网络。它让城市从物理空间的集合,升华为由市民组成的道德与情感的共同体。在这个城市里,个体既能享有独立与自由的权利,又能获得共同体的归属与支持,让城市真正成为承载每个人美好生活的精神家园。

  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文明城市建设不是政府的独角戏,需要政府、社会、公民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一是激发市民参与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一个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能够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和主体责任感。当市民相信自己参与公共生活是有意义的,能够促进公共政策和公共福祉的改善时,他们更愿意投身于社区事务、志愿服务和公共协商之中。二是精心创设多元化的城市文明建设参与平台与实践载体,打破市民与文明城市建设之间的“隔阂感”。无论是社区文明实践站的常态化活动、街头巷尾的志愿服务岗,还是线上线下联动的文明议事会、邻里互助行动等,都为市民搭建起触手可及的参与渠道。在这一过程中,应引导市民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践行者,自觉投身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公益帮扶等具体实践。在亲身参与中,市民能体验文明对自身生活的正向改变,深化对文明内涵的理解;从“要我文明”转变为“我要文明”,真正成为文明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与受益者。三是构建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文明城市建设机制。在基层社区层面,这一机制体现在德治方面,就是以崇德向善为导向,将文明城市建设与居民公约制定、社区道德评议体系深度融合,依托榜样引领、风尚培育构建起柔性有效的德治体系;体现在法治方面,就是与法律法规精准衔接,用刚性制度规范市民行为边界、化解矛盾纠纷,为文明城市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体现在自治方面,就是通过激活市民的主体意识,充分释放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自治活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关乎城市的长远发展、社会的和谐安定与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筑牢物质硬实力的坚实根基,更需要塑造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作为重点任务之一,正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谋划。以崇德向善为核心的文明城市建设,突破了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以人为本的文明城市发展路径提供了新范式,其蕴含的诚信友善、包容互助等价值理念,契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同时,这种将精神文明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的实践,对于破解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困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文明进步的责任与担当。

  (孙春晨: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稿源:红旗文稿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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